【觀察】延遲退休“落地”，影響幾何？

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決定（下稱“決定”）。

決定明確，同步啓動延遲男、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用十五年時間，逐步將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六十週歲延遲至六十三週歲，將女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從原五十週歲、五十五週歲分別延遲至五十五週歲、五十八週歲。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堅持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的原則。

如何應對老齡化問題？

此前，我國法定退休年齡爲男職工60週歲、女幹部55週歲、女工人50週歲。“這是上世紀50年代根據當時的人均預期壽命、勞動條件、用工方式等確定的。與70多年前的情況相比，當前人均預期壽命、受教育年限、人口結構及勞動力供求關係都發生了深刻變化。”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莫榮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

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40歲左右提高到78.6歲。與此同時，中國迅速步入“老齡社會”。根據《2023年民政事業統計公報》，中國60歲以上老人佔比超21%，65歲以上老人佔15.4%。此外，中國在步入“老齡社會”（14%）時的人均GDP（11188美元）顯著低於其他國家，比如日本29467美元、美國55675美元、德國31212美元等。“未富先老” 特徵明顯。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是國家戰略。除了個體層面做好健康、經濟和心理準備之外，國家也在積極採取各項措施，延遲退休就是其中一個重要措施，涉及人力資源供給調整和公共養老金制度可持續發展兩個方面。”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向界面新聞介紹。

宋健表示，就人力資源供給調整而言，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擴大了勞動力供給，有助於彌補由於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和勞動者提升教育年限因而延遲進入工作崗位兩個因素所造成的勞動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11年達到峰值後，持續負增長，隨着較小規模出生隊列的推進，未來勞動年齡人口還會繼續減少。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延長，2023年，中國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了11.05年，在極大提升勞動者素質的同時，也延遲了勞動者進入工作崗位的時間。

“就公共養老金制度可持續性發展方面，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在一定程度上相當於通過延長工作時間和縮短領取養老金時間，減輕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金制度的壓力。” 宋健表示，當然，還需同步提高公共養老金的供給能力，如實現全國統籌，在全國範圍內實現調劑，解決區域養老金壓力不平衡問題；加強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管理，實現其保值增值；優化制度設計，擴大參保覆蓋面等。

需要哪些保障措施？是否影響青年人就業？

決定明確，職工達到最低繳費年限，可以自願選擇彈性提前退休，提前時間最長不超過三年，且退休年齡不得低於女職工五十週歲、五十五週歲及男職工六十週歲的原法定退休年齡。職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所在單位與職工協商一致的，可以彈性延遲退休，延遲時間最長不超過三年。國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實施中不得違背職工意願，違法強制或者變相強制職工選擇退休年齡。

“勞動力的延遲退休意願具有人羣異質性，可通過自願、彈性原則加以引導；不同崗位對勞動力數量和素質的要求決定了延遲退休的彈性空間。”宋健表示，因此，老年人能否應對工作需要，一是取決於個人意願，按照自願原則延遲或者如期退休；二是根據崗位需求，按照彈性原則延遲或者如期退休。

對於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需要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宋健認爲，一是完善崗位協調機制。如根據老年人的身體狀況和崗位需求進行必要的崗位調整，兼顧生產效率保障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二是完善家庭保障機制。如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緩解家庭托育的後顧之憂。三是完善養老保障體系。如統籌城鄉和不同職業性質的老年人的退休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養。上述配套和保障措施將有助於政策實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決定強調，國家實施就業優先戰略，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完善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支持青年人就業創業，強化大齡勞動者就業崗位開發，完善困難人員就業援助制度。加強對就業年齡歧視的防範和治理，激勵用人單位吸納更多大齡勞動者就業。

“應對老齡化是國家戰略，充分就業也是國家戰略，二者並不對立，而是都要做好。”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向界面新聞表示。

“延遲退休是漸進式推進的，並不會對就業市場造成突然的衝擊。”宋健認爲，影響青年就業的因素主要有宏觀經濟形勢、產業結構變化、勞動力市場供需、青年就業觀念與就業能力等，一般而言，青年和老年人的就業崗位重疊度不高，延遲退休不會對青年就業產生直接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董克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爲，青年就業崗位主要依靠經濟發展的增量而非存量來提供。“年輕人和大齡勞動者青睞的行業有交叉，但重疊度並不高。年輕人更願意去互聯網、數字經濟、新興產業等就業。”

宋健表示，在一些體制內單位，職稱和職務的名額限制可能會使得延遲退休者與青年晉升者之間產生一定衝突，國家可以合理調整職稱和職務相關規定，避免造成代際衝突，保障青年的晉升渠道不會受到影響，從而保障延遲退休制度的順利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