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不只是“懷舊的烏托邦”
“月是故鄉明”的鄉愁在剛結束的中秋佳節涌上心頭。故鄉，那個使我們魂牽夢繞的地方是多麼叫人思念。
沒有什麼去處能像故鄉那樣讓人感慨了。
高速流動的現代人與故鄉總是處於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之中。而對於家中長輩來自祖國各地、五湖四海的人來說，雖然“有無故鄉”、“什麼是故鄉”、“何處纔是故鄉”成爲基本問題，也還是在尋找故鄉：“心安之處是吾鄉”。大概這就是“故鄉”這個詞語的力量吧。它能在我們人生的各種節點給人以慰藉。也因此，當人類社會進入現代世界，對社會大分工和社會大加速感到不適不滿時，會轉身去懷念故鄉，懷念那裡的簡單、樸素，還有種種美好。故鄉成爲某種“懷舊的烏托邦”。近年來對“縣城風”的懷念和效仿不也是這一社會情緒的寫照嗎？我們是如此地思念故鄉，卻又“無法回去”。唯有在節假日與故鄉短暫重逢。
這些年，人們圍繞故鄉已經展開了太多的討論。有關於鄉村和小城鎮衰落的感嘆，有與故鄉的和解，有讓人五味雜陳的人情世故，有社會治理角度下的故鄉重建。所以，故鄉是一處地名、一條街巷、一畝地、一個社會治理單元、一種道德規範、一羣親人和鄰居。
故鄉，其實首先也是一種聚落，人們在此形成一種社羣、一種社區共同體。只不過，相比於個體、企業和民族國家，社區共同體在現代社會似乎處於價值窪地，它既沒有約束成員“不能離開”的權利，也缺乏爲它辯護的思想資源。故鄉，需要維護和建設。在本期專欄“聚落·場所·人”，陳映芳與我們聊一聊故鄉。她要講的是我國臺灣地區的“金山面”故事。金山面地處新竹市東區，在城市規劃中發生了命運之變。
金山面當地居民編寫的社區報和文史材料。（作者供圖）
“聚落·場所·人”：當代人棲居於網絡之上，通過編碼、指尖、屏幕與世界取得聯繫。這並不意味着人們就此“不接觸”。當我們感嘆起“人離不開社會”時，既是在說人的行爲受社會規則、習慣影響，無法抗拒，也是在說人生活在某個地點：它載着我們某段經歷的記憶、某次與家人告別或重逢的情緒、某組抽象的符號，凡此種種，將人與地點聯繫起來。與人失去聯繫的，或者從未有過聯繫的地點，纔是那“非地點”（Non-Places）。
過去多年，作爲社會學家的陳映芳一直致力於對中國城市性、城市化與中國社會興起邏輯的研究。她向讀者展現了她兼具實證與思辨精神的學術文本。去年她退休了，書評週刊藉此邀請她開設專欄，換一種身份和視角，去思考在旅行、探訪和查找資料中遇到過的聚落、場所，還有人。我們把專欄叫作“聚落·場所·人”。凡添入其中的文章，均有關人的聚落和場所，並無特定的撰寫章法，不過是有感而發。
本文爲第四篇：“金山面”的故事。
“聚落·場所·人”往期推送：
第三篇：
撰文｜陳映芳
一段引子
“衰落的鄉鎮，回不去的故鄉”，這是現代人的隱痛，無論是在美國的《鄉下人的悲歌》、還是在中國的《我的阿勒泰》裡，它都不是個輕鬆的話題。
當然也能看到一些樂觀點的虛構或非虛構的作品。記得2008年有一部叫《海角七號》的臺灣電影在大陸很叫座。那個故事裡揉入了現代社會普遍的以及臺灣歷史特有的各種元素，但故事的主線條並不太複雜——一個離開了故鄉的年輕音樂人，在臺北奔波奮鬥多年後，怒氣衝衝地砸掉了自己心愛的吉他，開着摩托車直接駛回到海邊的故鄉，在沉悶的熟人社會中重啓了百無聊賴的小鎮生活。一段時間後，卻因緣巧合，不僅在老輩人的舊式愛情故事中發現了人生價值，最後竟然還找到了音樂同道和異國戀情。這真算得上是一個“年輕人回鄉+地方社會振興”的“happy ending”（幸福的結尾）了。
電影《海角七號》（2008）劇照。
這樣的故事很治癒。“逃出去”還是“歸去”，這被許多人認爲是地方青年的兩可選擇。但是現實中，“故鄉”卻不會是一個任由你選擇、並靜靜地等待你來去的世外桃源。雖然會有一些地方社會能創造出保護傳統同時不斷髮展的奇蹟，並張開雙肩歡迎遊子歸來。但更多的鄉鎮社會在年輕人離去後，正在迅速地衰敗；即使是在縣城，那兒的社會生態也很可能不是從大城市歸去的年輕人所能輕鬆適應的。因此，當年輕人回去，首先要面對的，是你如何與古老家鄉的命運休慼與共、並全身心投身到地方社會的建設事業中去。這或許是比歸去選擇更考驗人的課題。
鄉鎮的更生，地方的復興，除了有賴於相關的制度變革、結構調整外，各種社會羣體、以及每一個相關個體，如何能成爲它們的責任主體？這是一個問題。
地方社羣站起來：
“金山面”的故事
2007年1月，在訪問臺灣期間，我曾跟着臺灣“清華大學”的吳介民教授師生團隊，走訪了新竹市東區的金山面地區。金山面在臺灣地方媒體上曾被稱爲社區營造的一個典範——上世紀90年代，這個地處山區的小小社區曾因爲居民的一場家鄉保護運動而名揚臺灣地區。
事情的經過大致是這樣的：位於新竹縣與新竹市交界處的金山面地區，自清代嘉慶道光年間開始，就有漢族人遷入並開拓，至1946年劃分行政區劃時稱爲金山裡。1980年新竹科技園區興建時，金山裡的部分聚落被徵收爲園區用地。該地區因此也成了經濟開發/科技發展與傳統本土聚落的接壤地，是不同文化的撞擊點。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新竹科技園區進入第三期開發階段時，園區不僅按開發規劃從金山面地區再次徵用了20公頃土地作爲園區的三期住宅社區，它還將原來計劃從園區穿過的高鐵線，重新規劃到了園區旁的金山面山區。
然而，在新竹科技園迅速發展的十多年中，金山面地區的本土居民對於園區大開發給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以及對他們的生活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已經有了體驗，並積累了諸多的情緒。所以這一次，當地農民和居民以高鐵如果從山區通過，金山面的“開山伯公”——一棵有着300年曆史的老樟樹以及一座土地祠——將被移掉爲理由，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保衛開山伯公老樟樹”運動。這場運動從1996年秋開始，相涉各方的爭執過程曲折艱辛，媒體的跟進報道也熱鬧紛繁。據稱金山面在運動當時就成了一個外地民衆爭相前往參觀的觀光地。終於，到1998年底，事情有了一個有點令人意外的結果：臺灣高鐵公司董事長實地走勘了金山面的風空地區，認可了老樹若異地殖生將不一定能活的事實，於12月24日下令：原地保留此樹，高鐵繞道建設。
2007年，金山面老樟樹。左一爲本文作者。
高鐵爲傳統聚落的一棵古樹和一座土地祠改道，這在當時的臺灣可算是由本土居民創造的一個不小的社會奇蹟。在這次運動中，金山裡居民不只保護了老樟樹（高鐵公司承擔了老樟樹今後的維護、修理責任），還讓新竹科技園區承諾了，今後將共同參與當地的社區建設事務。此外，這場運動還推動了地方政府環境保護新政策的出臺——2002年3月新竹“市政府”公佈了《新竹市樹木及綠資源保護自治條例》。
羣體權利的可能性
上面這個故事，作爲個案之一，後來曾被我寫入了“行動者的道德資源動員與中國社會興起的邏輯”一文中（《城市中國的邏輯》第六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
《城市中國的邏輯》，陳映芳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5月。
我注意到，與同時期大陸和香港的其他案例相比，由於有專業的社區營造團隊和大學團隊的合作，金山面個案中的各種參與者所提出的價值主張有着比一般“保衛家園”或“社區營造”更爲豐富的內容：“……闡述者不僅要將‘金山面’的意義，從一地一區的地方利益推向全人類‘環境生態’的普遍問題，而且也不只是要將其擴展成一個市民參與、政治民主的市民社會建設問題，或僅僅擴展爲一個保護‘鄉土文化’的問題，它已經被闡述爲諸如國家政治與市民生活的關係、地域社會自治的正當性等這樣一些現代人類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
抱歉在這裡我用不無繁瑣的學術用語來介紹我當時的思考。這是因爲，對於這樣的地方經驗能否在當今世界的其他地方被成功拷貝，甚至金山面本身的今後會怎麼樣，我不無疑慮。
我們知道，地方族羣、社區共同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尷尬境遇正在於，它已經失去了限制其成員脫離它的權力；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社區也不再是土地、房屋等大宗財產的所有權的主體，甚至也不再是經營財產的經濟主體；更爲重要的是，在現代社會的個體和民族國家之間，“羣體”其實處於價值地位的低窪地——除了國家是最重要的國民共同體外，個體相對於羣體的優先權也爲普遍的自由價值所倡導或被法律所保障。加拿大學者葉禮庭在他的《權利革命》一書中，曾專門探討了“羣體權利”所處於的尷尬處境——在北美移民國家，原住民的權利、以及各種移民族羣的權利問題，始終是建設現代國家及其公正社會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又複雜的議題。作者甚至明確指出，“在處理與羣體的關係時，沒有一個自由國家真的如其所聲稱保持中立。”（第87頁）
《權利革命》，[加拿大]葉禮庭著，成起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所以，如傳統的聚落或工業時代的工礦社區等，雖然在許多人的情感生活中有着無可替代的地位，但當居民們試圖影響國家（state）或資本的再選擇，或保護其曾經的地位、共同的利益時，當人們需要以羣體爲主體來維護其共同的價值規範時，他們能如何申張自身的羣體價值及權利，能怎樣整合內部成員並與國家或資本集團叫板？這些對於研究者而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題目，也是分析現代國家和社會如何演變的一個不可忽略的角度。
誰能對家鄉的命運負責？
在大流動的時代，“故鄉”的山水、“老家”的街區及宅園，通常被遊子們想象爲可以隨時歸去療愈身心的港灣。但是，它們靠誰來維護？誰又能振興它們？
那一次在金山面，我見到了開山伯公保護運動時的金山裡“里長”吳慶傑先生。吳先生經營着一家米店，他的家就在米店裡。那兒堆滿了書籍和各種鄉土資料，就像是一家書店，也像是一間辦公室——牆上不僅掛着“金山面米店”的招牌，還掛着各種地圖和社區運動的大幅照片。書桌的玻璃臺板下，居然還有幾張同馬英九的合影。以前就曾聽說過，臺灣地區的地方官員是必須認真面對最基層的芝麻官“里長”的，因爲“里長”們很容易就能見到“總統”。果然如此。
吳慶傑和他的書房。作者攝於2007年。
那天吳先生在家裡向我介紹了他和金山面的故事，然後帶我們到山上和社區裡走了一大圈，分別時還送給了我一疊資料。
吳慶傑先生是當初“保護老樟樹”運動的主要組織者，他稱自己是“傻傻投入”了那一場運動。在一些新聞採訪中他曾解釋，自己所以參選“里長”，是爲了要解決處水溝阻塞的問題，在跟親友們商量後決定的。但後來在擔任“里長”的幾年裡（1994-1998），除了日常繁忙的社區管理事務，他不僅投入了護樹運動，還曾帶着居民向相關機構提出過將高壓電塔遷出金山面等的要求。由於對地方文史感興趣，他還還成立了“金山面文史工作室”，跟文史工作者陳板和臺灣“清華大學”李丁贊教授的團隊一起，致力推動金山面及周遭地區的社區營造、以及人文與歷史資產的發掘、調查、保存、搶救和解說工作。
後來我瀏覽相關的資料，發現他們的活動目標並不止於保護伯公樹、保護自然環境，或一般意義上的社區營造。在他們的各種出版物中，活躍着大量在我看來不無新鮮的社區概念和地方社會建設目標，諸如“客家傳統聚落”“先民遺蹟”“新社區與優美的社區傳統”“常民生活領域”，還有如“新故鄉”“地域再生”“打造新家園”“地方文化軟實力”“自然與人文保護戰”等。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2014）劇照。
這不免讓我思考，當社會制度的建設發展到一定階段，地方精英或鄉鎮社區居民在維護地方利益的活動中，能夠以什麼樣的身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吳慶傑顯然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鄉紳，他原本出生、成長在竹中，據他說是因爲房屋質量問題，才搬到了新竹。雖然後來他將金山面地方社會的保護和建設研究當成了自己的人生事業，併爲社區爭得了利益，爲自己贏得了不俗的聲望，但他沒有“鄉紳”的認同。他在金山裡不享受任何特殊的紳權。事實上吳慶傑先生儘管在第一任里長任期內爲護樹運動和地方文史工作投入了極大的努力，但在隨後的“里長”連選競選和“市議員”競選中，他都沒有成功。那以後很長時間裡他沒有再擔任任何公職。一直到2018年，再次出山併成功獲選了金山裡的“里長”。
他說，“‘里長’是一項永續工程，此屆是要繼續來完成對於金山面願景的承諾，讓更美好的土地價值和生活情感可以一直延續下去。”雖然後來在2022年的連任競選中他又一次輸給了另一位候選人，但他至今仍然熱心於地方事業。除了繼續經營他的米店並擔任新竹市“米穀公會”常務理事外，他還擔任了“金山面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金山面文化協會”理事長等社會職務。同時期他的地方文史研究和宣傳工作卓有成效——如今已經70多歲的吳慶傑是一位熱情的金山面地陪導遊志願者；在網絡上和各大報紙媒體上，可以看到他不少宣傳傳統聚落文化價值的視頻和文字；他撰寫的新竹地區、竹中地區的地方史系列書籍已經有一百多萬字，有的被當地學校列入了鄉土知識教材。顯然，無論當不當“里長”，這位老人都一直自認他承擔有維護社羣利益的責任，肩負着傳承地方文化的使命。
在許多悲觀的人看來，地方社會的振興，不啻一個現代的烏托邦。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社區共同體這一聚落抱有想象。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陳映芳；編輯：西西；校對：柳寶慶。歡迎轉發至朋友圈。封面題圖素材爲《雲邊有個小賣部》（2024）劇照。文末含《新京報·書評週刊》2023合訂本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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