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遠矚有創見 爲人所未見的能力

1962年11月12日，經濟部長尹仲容（右）會見來訪的美國商務部長霍奇士。（本報資料照片）

臺灣經濟奇蹟的奠基者 尹仲容（天下文化）

尹先生在臺灣從政，只有十年半，但對國家建設卻做出了極大貢獻，廣受人民的愛戴。他每項任務，都是責任重大，爲了化解當前面臨的問題及推動國家建設發展，已日理萬機；但他都能抽出時間，考慮研究國家長期永續發展的途徑。一旦有所決定，他就劍及履及的貫徹執行，奠定國家長期經濟發展基礎，使後來二十、三十年的國家建設都能順利發展。

下列各項決策最能說明尹先生的高瞻遠矚與創見：

（1）一九五○年開拓對日貿易

（2）發展紡織工業

（3）發展民營工業

（4）推動外匯貿易改革，貫徹出口導向政策

（5）推動「加速經濟發展計劃」，提出「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方案」、訂定「獎勵投資條例」等

（6）改善投資環境及修訂不合宜的法令等等。

「任勞任怨」是一句常聽到的成語，但要深切體會的話，「任勞」也許不十分困難，凡有事業心、責任感的人都可以做到。但「任怨」的境界就不同了，若遭遇到誹謗集於己身的時候，能有幾人不消極、不灰心，不氣餒？有人甚至就此一蹶不振。

可是尹先生的「任勞」遠勝於常人，他於一九四九年擔任「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時，正是臺灣光復初期，篳路藍縷，再加以大陸撤退，近兩百萬軍民來臺，人口遽增，民生需求大幅增加，相對物資更爲短缺，形成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也面臨崩潰邊緣，民不聊生。而尹先生適時出任「生管會」副主任委員，在物資、技術、資金、外匯、人才五缺的狀況下，要費盡心思策劃，排除萬難，統籌調節，積極恢復並擴大農工生產及交通營運，以求轉危爲安。

當「生管會」撤銷後，成立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尹先生出任召集人，後又兼中信局長及經濟部長，一身三職。而每個單位在尹先生主持下，猶如生龍活虎般，不斷開展新局。待其「揚子」案無罪定讞，還他清白後復出，更是以美援會副主委兼外貿會主任委員與臺灣銀行董事長，再度三職加身，主管外匯貿易、美援及金融。而且美援會在尹先生接任副主委後，改組擴大組織，政府更賦予整體經濟發展規劃，經濟參謀本部之責任。臺灣銀行在中央銀行未復業前，代理中央銀行之任務。可見尹先生復出後，得到國家高層充分信任，賦予更多職責，但責任也更重大，稍有不慎會給國家帶來重大傷害。

然而尹先生不僅日理萬機處理日常業務外，還能不斷創新改革。如主持外貿會時，推動外匯貿易改革；主持改組後的美援會時，推出「加速經濟發展計劃」，訂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方案」，與頒佈「獎勵投資條例」、改善投資環境；主持臺灣銀行時，即時採取緊縮措施，穩定經濟，併發行百元大鈔等。每項政策都爲國家未來二十、三十年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創造有利條件。顯然尹先生主持的事都是國家頭等大事，他無不全力以赴，根本沒有時間顧到自己身體健康，他的「任勞」真正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境地。因此而英年早逝，怎能不讓人惋惜。

尹先生的「任怨」更是了不起。他平常由於「剛正」、「擇善固執」、「堅持政策」，再加以對「特權階級及既得利益者」不假辭色，因此得罪許多人，不時遭到責難與污衊。但尹先生一心只顧到國家利益，而不在乎個人的譭譽，認爲完成任務最爲首要，這正是「任怨」的最高境界。

尤其一九五五年發生「揚子木材貸款案」，尹先生被牽涉其中列爲被告，當時報紙將此案大肆渲染，尹先生被描繪成與胡光麃官商勾結、狼狽爲奸，甚至有報紙標題「胡光麃可殺，尹仲容更可殺」的聳動評論出現。當時我們同仁看到這類新聞都很生氣，爲尹先生大抱不平，更何況他本人！以尹先生這樣公忠體國，熱愛國家，無時無刻都爲國家現代化努力工作奉獻的人，怎可能會貪污？他雖身兼三職，除領美援會薪資外，外貿會主委、臺銀董事長薪資都不拿，連車馬費也不取，完全是義務職，而他一生嫉惡如仇，最痛恨的就是貪官污吏，可想像他心中是多麼的痛苦。（四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