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文人發明的賽詩會 曾盛行於京城

前門外草廠五條

◎袁家方（北京城市學者）

清朝的會館，是同鄉京官的聚會之處，也是他們中一些人的寄寓之地。在鄉會試的年份，就是“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了。

《燕都叢考》的作者陳宗蕃先生光緒三十年（1904）到北京應會試，在福州的老館、新館看到“兩館皆爲鄉人仕京者所棲止”，司館事者“告於衆曰，京曹官平時居此可也。遇有試期，當先以讓試子。明日，朝官俱遷去”。

京官們都遷到哪兒去了，陳先生沒有寫。估計不會搬得太遠，過了鄉會試期，他們會再回到會館寄寓。

會館周邊聚同鄉

湖南的寶慶會館在前門外草廠五條，始建於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據清光緒十三年（1887）《京都寶慶館志》，嘉慶、道光年間，寶慶王麓屏先生一直在吏部任職，他時常住在會館裡，同郡來京的人大多依會館附近居住。每逢週末或假日，會館裡王先生的家就成了同鄉聚會之地。而且，他總是站在門口迎接，笑着大聲招呼：“回來啦！回來啦！快進家來！”就像週末親人回家團聚一樣。

福州老館、新館的左近，也是同鄉的聚居地。

薛肇基（1866-1955，福州東冶人，清光緒戊子科舉人）在1942年爲《閩中會館志》所作“序”中說：“壬辰（光緒十八年，1892）公車，餘與鄭君稚辛、周君鬆孫、鍾君贊同，共卸裝福州新館。時鄉人之官京僚者，裁數十家，大都環宣南坊巷而居，晨夕過從，以新館爲其中區，視南下漥老館爲便。”幾十戶人家環繞福州新老館聚居，儼然一個“福州村”！

郭曾炘先生（1855-1929，福建侯官人，光緒六年進士）在《邴廬日記》中說：“（福州新館）館中燕譽堂，爲承平？集之所。京曹散直後，每就此憩息，長班預備茶水接待。每夕陽西下，三五知心相從談話，或擘箋分韻，作擊鉢折枝之娛。陳緘齋同年言，少年時猶及見其盛。”

這些說的是福州的京官們，時常下班後先不回家，總要到福州新館的燕譽堂休憩。他們三五成羣地聚在一起，或品茶閒談，或擊鉢折枝爲樂。這也說明，他們的家是在會館的附近，甚至，近便到擡腳就到。

“燕譽堂”的堂名，出自《詩經·大雅·韓奕篇》中的“慶既令居，韓姞燕譽”句，意思是說“得所居止而歡宴可以豫（娛）樂也”。因此，福州新館就將其用來命名同鄉聚會的大廳。據《閩中會館志》記載，燕譽堂的匾額，是白地墨書，只書寫“燕譽”二字，沒有年月款識。

由福州館推想，其他地方的會館，大概會有同樣景象。會館周邊聚同鄉，也方便了會館文人雅士的集會。

詩鐘響處鏖詩樂

“擊鉢折枝爲樂”，是會館生活的華彩。這是每月數次的“吟社”聚會，稱“擊鉢之集”。它由閩人始創，所以《閩中會館志》多有記載：郭則沄先生(郭曾炘之子，清光緒二十九年進士)說，他小的時候，陪父親去福州新館參加“擊鉢之集”，月必三至榕蔭堂。詩社賽詩會還有評獎。獎品是蠟燭，由升官、生子或者有喜慶事的人家提供。小郭先生得到的最多。

另據《閩中會館志》記載，“榕蔭堂舊有擊鉢吟集……蓋自庚寅（光緒十六年，1890）迄甲午（光緒二十年，1894），五年間京宦在都門所吟詠者，月三四會，會三四題，題數十首，與會者有……二十六人。”當年京城吟集的參加人數，有數十人甚至過百人，晚至民國間還有數百人蔘與的超大型雅集，會聚了在京十數省地的名家。

陳宗蕃先生在爲《松喬堂律集》所作“序”中有一段文字，記述了“折枝擊鉢”的“現場實況”：“吾閩襲晉安風雅之遺，凡所謂折枝擊鉢，以至律集，皆閩人倡之。每集必評甲乙，評定則發唱，蓋取鴻臚唱榜之意。承平時，歲晚務間，競以鏖詩爲樂。里巷間吟聲相接。其在京朝者，或於寓齋或於郡館，常集必推主司二人上座，抗聲朗唱，抑揚中節。大集則與會者各自評閱，長筵列坐，更迭遞唱，謂之大唱，亦曰連環唱。故其計時也。不曰若干集而曰若干唱，以集必有唱也。餘登朝晚，不及與榕蔭堂鉢集律集之盛，然聞先輩言，每郡館集唱，以燭計籌，恆至夜深乃罷。葉鐸人觀察、周熙民侍御，皆善唱也。每唱愈高，唱至前茅，興酣聲朗，淵淵如出金石。聽者亦爲之忘倦。所謂神明之律呂者歟！”

陳先生說，所謂折枝擊鉢以至律集，都是福建人所創。每當歲末或閒暇時，京官們常聚會在會館或同鄉家，以吟詩爲娛樂賽事。那時候趕上會館雅集，穿行衚衕，能隱約聽到院落裡傳出擊鉢吟詠之聲。大型的詩社集會，與會者沿着長桌圍坐，更迭遞唱中選作品，如是開懷大唱，或是連環唱。聽先輩老人講過，每當郡館裡集唱，點起蠟燭計時，常常到夜深才結束。葉鐸人、周熙民兩位先生善唱，每唱愈高，唱至佳作，聲音高朗，真有金聲玉振之力道。讓現場的人爲之一振，真正體會到律呂的魅力。

折枝擊鉢講究多

會館裡常有“擊鉢折枝”的雅集，限時吟詩，即所謂“詩鐘”。還有組織成定期舉行的詩社、吟社。今天說來，這是當年有特定形式與內容的“賽詩俱樂部”。

“刻燭限詩”“擊鉢催詩”等典故，都是和古人賽詩爲娛有關。“刻燭限詩”，是指在蠟燭上作出記號，以爲作詩的時間限定。嫌蠟燭燃燒的時間還是太長，於是，又有了“擊鉢催詩”，敲擊銅鉢爲始，餘音結束爲止，這時間可是短得苛刻了。

有說法稱大約在清道光、咸豐年間，福建的文人把這兩種計時方法都借來，首創了“詩鐘”雅集，至清同治、光緒年間流傳各地，尤盛於京城。也有說詩鐘始於清初，由閩中生髮，而流行於各省的。

“詩鐘”比賽的計時方法，即“拈題時，綴錢於縷，焚香寸許，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落盤鳴，以爲構思之限，故名‘詩鐘’”。“詩鐘”又稱爲“折枝”。簡單說，就是折取七律中的頷聯（第二聯）、頸聯（第三聯）做對偶句。“詩鐘”的規則在於命題、限字和限時。命題，往往隨機選取兩個或幾個不相干的字或事物作爲題目，如同出“試題”一樣。對於作品，要求對偶的上下句，既要表現各自獨立的含義，又要有彼此相互照應；詞語的應用講究意義對應，性質相稱，以渾然天成、嚴整巧思者爲上。十四個字中，不容一字稍有差池，換言之，詩鐘作品在格律上，比律詩之頷聯、頸聯的要求更爲嚴格。

顯然，這樣的“文字遊戲”集競技、趣味於一身，對創作者的詩詞修養及諸多方面的學養，有着高而嚴的要求。也正因如此，雖是娛人自娛性質的吟社雅集，但詩鐘的創作者們無不全身心投入，較量學識的廣博、思路的奇巧，以至創作的敏捷迅速。

“擊鉢吟”，大略說來，是“限時命題限韻”的“賦詩”賽會。命題有景、有人、有物、有事，多涉典故。賦詩爲七言絕句，漸次拓展至七律的，稱爲“律集”。

隨着朝代更迭，詩鐘也跟着文人士大夫進入了民國，參與詩鐘創作的成員，大都是清末民國負有盛名的文人，並不侷限於晚清的遺老遺少。作爲一種文學現象，詩鐘創作成了一時的風氣。福建是詩鐘的發源地，幾十年間涌現了大量的詩鐘社，連臺灣一省也詩鐘社林立。及至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蘇州、常州、常熟、濟南等城市，都有詩社吟集，他們還都刻印有詩鐘集存世，可見其時盛況。

民國初的北京，詩社衆多，寒山、稊園和蟄園是其中“三大名社”。三家的區別在於：寒山社是詩鐘爲主，蟄園社是擊鉢吟，稊園社則兼有鍾鉢。寒山社的吟集，規模最大，參加的人士達四五百人，雲集了諸多著名學者、文學家和書畫家等。從1912年冬至1928年秋，十六年間，寒山社的吟集就舉辦了六百數十次。

2011年，福州詩鐘列入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供圖/鳳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