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超級縣城，生產了中國三分之一的校服

01、全國三分之一的校服，出自惠安

每年9月，是“神獸”開學、家長普天同慶的時節，福建螺陽鎮也來到了最忙碌的時候。

這裡每天都有數以萬計件的校服發往全國，快遞員和物流車穿梭於大街小巷，村子之間都修了柏油馬路與國道接軌。

站在中國這個“超級市場”的肩膀上，螺陽這樣不起眼的小鎮，也得以在一個細分產業帶上，承包起了年產銷規模高達250億元的大生意。

在螺陽方圓50多平方公里的鎮域內，密佈了幾百家校服廠，面料店、裁縫鋪，產業鏈條一應俱全，沿街張貼着各種校服用工的招聘廣告。

據統計，我國九年義務教育在校學生數量爲1.58億，加上幼兒園、高中及中職教育，總人數超過2億人。按照每個學生少則2套、多則6套校服計算，每年校服產業規模已超過千億。

“泉州政務”數據顯示，每三件校服，就有一件是從福建省惠安縣織出。作爲全國聞名的紡織、石雕產業重地，惠安縣有80多萬人口，其中15萬人都在從事校服產業——而惠安縣下轄的螺陽鎮，正是校服產業的核心集聚區。

土生土長的螺陽鎮居民徐莉今年36歲，她出生在一個有着6個兄弟姐妹的大家庭。閩南人最看重宗族關係，通過親戚帶親戚，朋友帶朋友，徐莉兄弟姊妹6人，都在做校服相關的工作。

她的四個姐姐，分別在不同的校服廠裡當製衣女工。哥哥徐志則是一名供銷員，跟隨公司走南闖北，穿梭於各省的學校之間跑業務。

徐莉是大家族裡最小的妹妹，她16歲時從初中輟學，卻已是家裡少有的“高學歷”。“惠女”自古以勤儉持家、善良賢惠著稱，她們既是維繫家庭的核心，也是龐大的產業工人中的一員。

上世紀80、90年代的惠安，由於人多地少、物資貧乏，許多人還是要外出靠“走供銷”謀生。惠安的紡織基因，也正是在這些“走供銷”的流動中從廣州傳入。

上世紀90年代，憑藉地理優勢，廣州服裝業興起，工廠遍地開花，各省都以進到“廣州貨”爲榮。加上香港文化的影響，去廣東打工成了螺陽鎮的潮流。徐莉和四姐託人介紹，前往廣州一家服裝廠裡當學徒。

徐莉與四姐在廣州一共打了6年工。與多數女工被分配去踩縫紉機不同，識字、懂些計算的徐莉被指派去學習管理。從布料、剪裁、製作到接單、出貨等一系列流程，徐莉都得參與，也算是當上了工廠裡的第一波“管培生”。

但徐莉的生活，並未由此穩定下來。四姐在車間製衣，工資以計件的方式結算，每月能掙多少心裡有底。而徐莉的工資受多重因素影響，總是上下波動，這讓她產生了回老家的念頭。

在此同期，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全國服裝市場體量每年都以指數級的增長一路狂奔。廣州服裝產業的繁榮，開始向福建輻射。

回到老家後，徐莉發現，短短6年過後，泉州的服裝繁榮程度已經完全不輸廣州。從晉江、石獅外溢的訂單流通到惠安，鎮上的鞋服廠紛紛開始擴建廠房。

國家的政策傾斜，也給了小鎮助力。1993年，國家教委下發了《關於加強城市中小學生穿學生裝（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見》。嗅到校服商機的惠安人陸續回到省內，動員家族親屬招工、建廠。

不過惠安校服賣得好，也離不開福建人敢打敢拼的個性。

惠安校服協會辦公室主任辛景文曾對媒體講述：全國各地，有2萬多名惠安業務員在從事校服服務。他們會到現場洽談，對學生進行量身定製；對方買了校服後，如有高矮胖瘦等不合身的，還會直接上門測量並調換，“這不是所有企業都能做到的”。

02、昂貴的校服，成本都去哪兒了？

與安分守己的徐莉相比，她“走供銷”的大哥徐志見到的，是校服行業裡，更爲真切的商戰。

在競爭捲成紅海之下，能讓學校採購自家校服，需要一套更深的學問。過去，校服供銷廠的老闆負責疏通關係，供銷員則負責跑學校，給學生量體。訂購校服的各條流程，供銷員都要見縫插針地“將事情安排好”。

爲了獲得訂單，經商頭腦最爲活絡的福建人想出了不少灰色手段。有人送禮、舉報競對、惡意抹黑、給關係人回扣。也有公司爲了中標，在投標前接連註冊了3家空殼公司，投標同一個採購項目。

徐莉告訴《財經天下》，過去一些年裡，由於不少利潤在“走供銷”的灰色關節中被吃掉了，這也讓校服走到終端購買環節時，價格水漲船高。

以成本較低的南韓絲冬裝校服爲例，南韓絲布料由於不含棉，價格相對低廉，一千克25元，一般製作一套小學校服使用的布料在一千克左右，裁剪成本爲1.2元/千克，製作成校服成衣的工價爲11～12元，袖口螺紋需要3元/套，總成本在40元左右一套。

徐莉透露，這樣一套南韓絲校服，出廠價一般設置在45元左右，工廠每套只能賺取5元的利潤。然而，到了競標報價時，校服價格往往翻了一倍不止。

回到家鄉後，徐莉原本在校服廠裡做接單員、月入5000元。最近，她開始不甘心只做女工，完成了從打工人到老闆的身份轉變，從丈夫的大伯手中，新接手了一間工廠。

大伯家有兩男一女三個孩子，跟螺陽鎮的人家一樣，也在全家從事校服業。兩個兒子跟隨大伯在外走供銷，女兒在家管理16個人的工廠。

早年，大伯正是靠着走供銷發了家。他在村子裡建了一棟六層高的房子，成爲人人羨慕不已的對象。隨着他的兩個兒子也加入“走供銷”的大軍，家裡越發富裕，對於只有16個工人的小小校服廠子，也便不甚重視。

今年，大伯家的人丁越發興旺，到了兄弟分家的時候，大伯預備出資100萬元給二兒子在自家隔壁建個一模一樣的六層新樓。大伯特別交代包工頭：“不差錢，只要跟我家一模一樣就行。”

不過最近由於女兒生病，大伯的校服廠開始走了下坡路。大伯擔心廠子就此荒廢，便將其交給了後輩中最有衝勁的徐莉。

今年6月，徐莉“零資金”成爲校服廠的合夥人，除了每月廠裡給開5000元工資，年底還將獲得一半利潤的分紅。

徐莉算了一筆賬，自己當老闆的話，假如每套校服只賺3元的純利潤，1000套校服的製作時間不過三四天，就能賺到3000元，一年收入大約能在12萬元，“這不比給人打工有前途多了？”

03、校服出海打開新市場

不過，像“走供銷”這樣長期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手段，總歸是危險的。今年，全國各地都出臺了規範校服管理、採購、購買的管理意見。未來校服採購更多要通過招投標進行，渠道公開化也讓“走供銷”可操作的空間越變越小。

以北京市爲例，今年9月，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北京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見》，要求充分保障廣大中小學生和家長對校服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校服管理要實行“屬地管理、程序公開、嚴格標準、學生自願”的原則。

而監管的規範，竟意外讓校服產業鏈上的一個新玩法受到了影響，那就是庫存校服出海。

近年來在視頻網站上，常會看到不少非洲青少年們穿着印有漢字的中國校服。這些90後的“青春回憶”，因物美價廉，在非洲深受當地學生喜愛。

去年5月，35歲的謝雲辭去酒店經理的職位入行時，校服行業已經飽和。經朋友介紹，她進入了這條“庫存校服出海”的小衆賽道。

仍以南韓絲校服爲例，一套校服賣給非洲市場的價格是10～20元，但在國內向校服廠收購庫存僅需出價2~6元。謝雲表示，這其中，收購人和檔口分別要收取一定的利潤。

謝雲告訴《財經天下》，庫存校服區別於二手服裝，都是全新的，在非洲十分受歡迎。往往今天剛收，明天就得發貨至廣州並安排出口。“大熱天的，每天都能看見一羣老外蹲在檔口等貨。”

在廣州，如今有不少做二手服裝和庫存校服出口的檔口，謝雲的合作方就在其中。來到檔口買服裝的老外，被老闆們稱作“中通”，和他們交流甚至不需要翻譯器。

不過，這仍是一個追求走量、利潤微薄的生意。謝雲合作過的校服廠，一般出庫存校服的情況有三類，一是工廠做錯顏色或是款式偏差較大，這類庫存以散貨爲主；二是學校方面換了新設計、新款式，已經做好的校服只能積壓；三是校服廠破產倒閉、清庫存。

中國服裝協會發布的《2019中國校服產業白皮書》顯示，95%的校服廠都是小微企業。很多廠子甚至沒有正規財務，因此很難計算每年的收益。這也使得越來越多校服廠正在不斷用貸款填補虧空，直至最終倒閉。

最近，多地又發文不得強制購買校服，學生替換校服的頻次也在下降。校服廠的庫存量跟不上，謝雲正在發愁如何擴大客源、維持訂單量。

徐莉告訴《財經天下》，最近一段時間，不少“走供銷”的老闆們被監管部門請去“協助調查”了。在更規範的監管下，以大廠外溢訂單爲生的中小加工廠們，開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意爭奪戰。

徐莉的大姐徐清在43歲時，也開辦了一家校服加工廠。她的訂單渠道多來自於同在螺陽鎮上的家族裙帶關係，其表姐、堂兄、表兄、義兄都會在旺季（5月底~6月底、9~10月）分給徐清一些生意。

而到了校服淡季（1~3月）時，就到了徐清在人際關係上一展身手的時候。逢年過節，林雲清總要準備4份禮品和家養雞鴨，送給四位廠長，聯絡感情。或者在對方告知“最近沒啥貨”後，便直接“殺”到人家廠子裡去。

螺陽鎮上，還有許多像徐莉、徐清、謝雲這樣貫徹“愛拼纔會贏”的“惠女精神”的女性。在面臨行業變化時，這些吃苦耐勞的“惠女”們，仍在尋找着生意的下一站。

（徐莉、徐清、徐志、謝云爲化名）

作者 |林北

編輯 |李不清

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