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自己的書, 任女兒躺平吧
我企圖說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給我們這樣的外人預備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還是要考個大學，不行考個社區大學也行啊，找個時薪高點的工作，穿好點吃好點住好點，過更有品質的生活。”
思思戴着耳機，大聲搶白，好像我不是她媽媽，而是仇人：“你總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資有多高？讀書好，你自己怎麼不去讀？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討厭這樣的人：自己不飛，生個蛋，喊它使勁飛。”
本文作者：思思媽媽（溫哥華專欄作家，房產策劃人，文能寫策劃書，武能推剪草機）由本站文創人間工作室（ID：thelivings）授權轉載。如果喜歡藍橡樹的文章，請記得要把我們“設爲星標”哦！
說起到國外陪讀，大家都說：“哎呀，到國外陪娃讀書，你是去享福。”
其實，陪讀是一份集司機、廚師、修理工、心理醫生爲一體的雙語996工作。
如果小朋友最後讀出來了，那是人家的基因好；小朋友沒讀出來，陪讀媽媽的人生就一片漆黑。
一、
我家思思是資深的差生，從小學三年級成績就開始倒數。她在國內讀一年級的時候，上學還挺積極。那時的班主任是個剛畢業的小姑娘，眼睛裡都是笑。等過了半年，我去找老師溝通，走到教室門口，小姑娘得把臉板得苦大仇深，鬧騰的教室才能靜下來。
結果，小姑娘最後還是被調走了，因爲很多家長覺得她不夠嚴厲。後來的班主任，個個都是嚴師，就像家長希望的那麼嚴。可老師越嚴，思思就越不想上學。
我遇到過家長在校門口拉着老師的手說：“我的娃，你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嚴師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着老師的手說：“我的娃，就是個渣，你就讓她坐在教室後面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級，我送思思上學，她垂頭喪氣，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學，她神采飛揚，就像“中國郎”。輪到要做作業的時候，她愁苦得就像書包裡面要竄出一條蛇來咬她一口。
我在家裡翻《老舍選集》，思思跑過來一看，就厭惡地說：“這個人，是專門寫好詞好句的嘛？”原來語文課的時候，老師常常大手一揮，說：“這裡那裡，都是好詞好句，你們把它抄下來，背下來！”於是小朋友就連老舍也恨上了。
8歲的思思告訴我：“老師罵人的時候，我覺得教室垮塌了，整個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過我、擊碎我。”
到了三年級，思思的成績已經很差了。一天我去學校接她，看見她正在寫檢討：“對不起，我數學只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
她告訴我，數學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說：“低於平均分的同學，站起來！”然後對坐着的同學說：“看，就是他們拉低了你們班的平均分！”於是，坐着的孩子投來鄙夷的目光，站着的孩子，就深深低下頭去。
我是個溺愛孩子的媽媽聽到這個，心都炸裂了，轉身就去找數學老師理論：“平均分就是用來拉低的！如果個個娃兒都要比它高，那個該是最低分啊。你這也是九年義務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這樣對待她！”
我的“義務教育宣言”氣得數學老師幾乎跳起來。後來，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聲，道：“思思的家長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義務教育完了怎麼辦，只有去撿二煤炭！（成都方言，撿煤渣，意思是隻能去做底層低端的工作）”
思思只有深深地埋下頭去，但她說，她心裡有點小驕傲：“我的媽媽是和我一夥的，你們的媽媽都是和老師一夥的。”
二、
等到思思該上六年級的時候，我們終於拿到了加拿大的簽證。臨行前，玄幻小說讀多了的我跟女兒暢想未來：“如果我們有魔法指環就好了，一轉，我們回到家裡，一轉，就出現在加拿大。”
沒想到，思思小臉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遠不會再回來。”
看來，嚴師也許能出高徒，但對渣娃來說，“被淘汰”的傷害是拉滿了。
到了異國他鄉，我帶着思思去當地公立學校報道，英文和數學拿張卷子一測，老師連說“wonderful”，於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級（相當於國內的初一）。
我去過那裡的小學教室，桌子是圍成U字型的，一個班只有十一二個孩子。教室的後面是洗手檯，洗手檯邊上是滿滿的綠植和小石頭、小樹枝之類的工藝品。
書架上堆滿了圖畫書。老師的講臺邊上是一個藤編的籃子，裡面放着畫了名字的石頭。每個孩子來上學的時候，就把畫着自己名字的石頭給放進籃子裡去——我想，天，這就是我夢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這裡當差生，也是運氣了。
思思在學校享受了將近一年的“一對一教學”——因爲學校的小留學生實在太少，開不起單獨的語言班了，所以乾脆直接派了個老師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讀。
授課老師在上面講課，陪讀老師就在思思身邊連比帶劃，力求思思能聽懂、能跟上。我翻過孩子一張講褒義詞、貶義詞的卷子，老師在褒義詞旁都畫上了笑臉，把貶義詞畫了個哭臉。
我發現，加拿大的老師，似乎個個都是寬師，一個比一個寬，他們看見學生都是眉開眼笑，好像是見到了加元。思思初來乍到就像小貓貓，嚇得尾巴都夾起來了，但是見老師笑眯眯的樣子，還是每天鼓起勇氣去上學。
當然，思思並沒因爲老師們態度和藹就成了優等生。她的成績仍然很差，離不開課外補課。我找的補課老師是UBC畢業的，當地私立學校退休的，收費35加元一小時（約等於180人民幣）。她是上門授課的，每次帶來滿兜的圖畫書，帶着思思手把手做作業。
三、
我租住在一箇中產階級的街區，等混熟了一些，發現西人爹媽和中國人爹媽完全是兩種當法。
西人當爹媽，主打一個“陪伴”，他們門前停着房車停着船，有的人家門前甚至停着兩三艘船，西人鄰居一碰面，總是會問：“帶娃兒到哪裡去玩來着？”
平時孩子早早下課，自己會去滑板公園游泳打球，到了週末，爹媽就帶孩子外出騎車爬山露營滑冰滑雪。不旅遊的時候，就全家上陣整花園剪樹枝，聖誕節一家子上梯子架燈，把房子搞得燈火輝煌的，就像中國的燈光工程。他們覺得學習是孩子自己的事，帶孩子去補課？沒聽說過；監督孩子學習？也沒聽說過。
一個西人鄰居總結說：當地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是，“滿口是愛，沒得錢”，孩子成年之前，對其輕言細語，像對成年人一樣尊重，孩子成年後，要想做啥都堅決支持——至於錢，自己去想辦法。
而華人當爹媽，主打一個“奉獻”，孟母三遷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績當成戰略目標來抓。下午3點一下課，華人父母就來接孩子去上各種補習班，費用每月上千。媽媽之間會深切交流哪裡的補習老師好、有什麼證書。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到了升學季，你就看，麥吉爾、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滑鐵盧，好學校都是華人娃娃能去的，相當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華人爹媽說話雖然沒有西人爹媽那麼輕言細語，但對孩子的付出是實打實的，給孩子買一套房當“成年禮”是標配。
我那時在當地華人報社謀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窮），但“怎樣給娃買房子買得安全”的普法類的稿子，每個月都要寫一次。華人爹媽的奉獻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只能告訴思思：“我們家是這個社區裡最有上升空間的，他們誰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間大。”
思思深以爲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當媽媽，也很有上升空間。
四、
七年級就像個緩衝期，熱情的寬師們帶着思思一下就混過去了。那時我的英語不夠用，和補課老師沒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學班主任聯袂來找我，說：“我們很擔心思思，中學的教程比小學快，要求團隊合作，要求演講，思思很難跟的，要給她加倍的幫助才行。”
當時我想：哎，加倍的幫助，但是還怎麼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補課，只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學裡，思思的難題來了。
首先是上臺演講。思思有點害羞，老師喊她用英語演講，她上臺之前緊張得三天吃不下飯，上臺講完之後還要再躺三天才回得過神。但學校的老師偏偏特別愛佈置演講，不管孩子外向內向，一個班就十幾個娃，每個人都必須自己查資料，到時上臺演講。
而到“小組合作”時，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發組起了隊，大約是他們平時在一起打球滑冰，本來就熟，團隊配合得那叫一個默契。而中國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後只能組成了純留學生組。
適應不了的思思，從十年級開始逃課，常常是課堂上要演講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學校的角落裡獨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醫院了。如此下來，她的各科成績和我的薪水一樣，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師給孩子們發考完的卷子，都要蓋着分數發，表揚成績優異的小朋友也要課後留下來偷偷地表揚，免得刺激了差生。
沒有了快遞和外賣，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裡手忙腳亂，錙銖必較，走進超市都要算乘法。我只夠時間給女兒強調：“從十一年級開始，成績單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緊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麼抓緊，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國小留學生們的圈子。小學時，孩子還可以忽視的貧富差距，此時成了問題——班上的小留學生見了面，先斜着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對方腳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氣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類。聽說有個小留學生，家裡衣櫃一打開，一地的鞋子，上萬刀（加元，下同）。
其實，送孩子留學，是把娃大部分的學習壓力轉嫁爲家長的經濟壓力。相當一部分的華人小留學生，家裡是真的有礦的。
有個女孩說要炒股，她爹直接劃給她2萬加元，讓她炒就是了（相當於11萬人民幣扔水裡了）。還有一個女孩，爹媽直接在本地買了房子，請了保姆來照顧她。可那女孩並不領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學校食堂點外賣，跟同學們說：“你們要吃啥，我一起點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說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賣價格十幾刀，配送費還要十幾刀，如果要回請，幾個同學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門檻被擡高了，她感到很孤獨。說什麼留學是豐儉由人，都是騙鬼的，對富人來說，豐，就是給娃買個房子，儉，就是隻買鞋子不買房子。
我忍痛給思思買了一兩雙貴鞋子，一兩件貴衣服，看她還想配齊包包，便忍不住訓斥她：“你是不是傻呀，爲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們比學習呀！你看媽媽的朋友們，媽媽說喝五塊錢的咖啡，她們家裡就算再富，也不會說要喝十塊的。一個團隊的消費要以最窮的這個爲準，否則就是故意排除這個最窮的。”
思思眼含熱淚，比我還要悲痛，大聲給我吼回來：“你喊我和他們比學習，那你爲啥不去和他們的爹媽比賺錢？上學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們玩沒人帶我組隊，那分數從哪裡來？！”
進入青春期的思思，開始成天照鏡子。她就像個閃電娘娘，每天在衛生間裡對着大鏡子，拿着小鏡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無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顏。我見到，忍不住潑冷水：“腹有詩書氣自華，我看一張名校的通知書最好看。”
思思不愛聽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壓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價值觀打壓我。”
她作業做不來，不知道問誰，也不去問。打開學校的個人頁面，都是紅的，一堆沒完成的作業，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爾看一眼，血壓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學校是沒有平均分這一說的，否則她在教室裡站起來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業，那簡直比兩黨合作還要難。我要從早上“請”到晚上，她才願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業——其實看到那些作業，我也頭皮發麻，真希望給她點撥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並不着急，反正就是抱着手機，手機比我這個親媽還要親。各種遊戲，我看她都有個賬號，每天的時間被手機排得滿滿的。
中國爹媽的做法自然是“嚴打”，我試圖定規矩：晚上10點鐘關網，每天只能玩2小時遊戲。可思思對這個規矩嗤之以鼻，大聲抗議：“你關了網我就要學習了嗎？我就算沒有任何玩的，把牆壁摳一個洞出來也不學習！”
我二話不說，給家裡的網絡安了個監控軟件，每天晚上10點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設備網絡連接一關，世界清靜了。而思思則在她的房間裡把門一關，鴉雀無聲。
我們娘倆這樣耗過了幾個月，思思的成績和以前一樣差。一天半夜我驚醒，打開手機一看：天啦，APP爲啥又自動把網絡打開了呢？一查，才發現原來思思也下了同一個APP，直接把自己設爲“管理員”，實現了上網自由了。
我氣炸，想要物理消滅手機，幾次把思思的手機搶過來、鎖起來。思思以牙還牙，也把我的手機偷走、鎖起來。我們娘倆針尖對麥芒，我吼她，她就吼回來。我想打她——哼，還不敢，我不想招來警察給自己搞個犯罪記錄。什麼天地君親師，在加拿大這邊，是人人平等的。
最後，思思和我對放狠話：
“你等着，我一到十八歲就搬出去住，再也不會回來！”
“你等着，我給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養老院！”
五、
思思作業一塌糊塗，成績每況愈下。我和社區裡的陪讀媽媽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棄我不會說英語，又沒本地工作經驗，覺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聽我的意見。”
我也深深嘆口氣：“我說兩門外語，做國際新聞編輯，我的娃也不肯聽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聽人話的。”
我在家裡養了一隻貓咪，陽光好的時候，我踮着腳把貓咪往葡萄架一送，貓咪就手腳並用地往上拼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着腳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思思連着逃了兩週的課，我天天在家練習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誰？”
一天下午，思思學校的輔導老師來敲門，手上還提着一個糕點盒子。思思“嗖”地竄回自己房間。我很慚愧，扯謊都不曉得該扯個啥子謊——用英語扯謊太難了——只能兩手一攤，說：“謝謝老師來看她——她不出來。”
老師是個50多歲的白人女士，聽說也讀過心理學碩士，是見過大場面的。她微微一笑：“我來這就是幫忙的。”然後，就走去敲思思的門。
思思房門緊閉，裝死。
老師吃了閉門羹，說：“嗨，思思，我買了一盒甜甜圈，收齊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歡，先給你拿來了。你把你喜歡的選出來，明天上學把剩下的帶過來，我們一起喝咖啡。”
說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門口，老師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勸，像老鼠一樣鑽出門，帶着甜甜圈去上學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學，那被寬師們繼續拖着走吧。
加拿大的每個公立學校，都有learning assistant（學習助理）——就是給差生提供一對一免費輔導的老師。差生如果有作業做不來，去找這些老師，老師總要先陪你哀嘆一番，提供情緒價值：“哎呀，這玩意太難了——不過我們有辦法。”接着一頓手把手輔導，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
思思沒成爲失學兒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學校後臺個人頁面，只能像鴕鳥一樣埋下頭，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幹預。
跟國內的親戚聯繫，才知道我在國內的小侄兒也是疫情期間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學。聽說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學校，和我通視頻電話的堂姐眼含熱淚：“如果學校的老師願意來給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給學校掃街都可以的。”
六、
叛逆期的孩子是不會讓父母好過的，他們只是換着方式作妖。
思思宣佈：“反正我努力一輩子，也比不上別的留學生有錢，那我何必要讀很多書賺很多錢？我覺得我過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過平凡的生活嘛，高中畢業不畢業無所謂的。她躺在牀上繼續打“王者”，六門課有四門要掛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從中國小留學生變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樸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樣子。
但我也看到當地底層白人是怎麼生活的——姑娘小夥高中讀完，去壽司店裡端個盤子，去麪包店裡烤個麪包。都說“求其上得其中”，求一個好生活，折騰半輩子，可能就落個平凡的生活，而求一個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帳篷了——何況，思思所謂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這當媽的奮鬥了半生才得來的最有上升空間的生活。
我企圖說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給我們這樣的外人預備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還是要考個大學，不行考個社區大學也行啊，找個時薪高點的工作，穿好點吃好點住好點，過更有品質的生活。”
思思戴着耳機，大聲搶白，好像我不是她媽媽，而是仇人：“你總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資有多高？讀書好，你自己怎麼不去讀？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討厭這樣的人：自己不飛，生個蛋，喊它使勁飛。”
和思思對吼一番，我喉嚨都被哽住了，empathy破功了。我恨不得鑽到思思的身體裡去，卷每一門課，捲進大學，走上人生巔峰。
我和思思，像兩個司機坐在同一輛車上爭奪着方向盤，車子被我們娘倆爭奪得歪歪扭扭，險象環生。
七、
在中文社區裡，一說到學習，就是“年齡大了，記性不好”，“學習還是讓下一代去吧，我們這代就打打工好了。”父母的主旋律永遠是守着孩子學習：送娃去補習了，送娃去英語了，送娃去……總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資源是給娃的，父母就是24小時隨身的保姆加司機。
爲什麼要守着孩子學呢？孩子自制力差啊、貪玩啊，不守着，學不進去啊。那爹媽的自制力強、不貪玩、不用守就學得進去咯——既然孩子不肯學，我幹嘛自己不學呢？
華人總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但在西人社區，人退休了都還能去大學讀個免費的興趣班。
我在教堂見人就說我的夢想，很快，教友們就派出一個UBC畢業的爺爺和一個阿爾貝塔大學的奶奶來輔導我學習了。他們每週在Zoom上見我兩次，陪我看各個學校的招生簡章。當時我的英文水平，連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給college打了幾個電話，每次接線員一說話，我就心跳得厲害。
一次在教會，一個本地老闆走過來，誠懇地對我說：“10年前我從敘利亞當難民過來，決心要讀書，就去讀了個水管工。現在我的兄弟姐妹都過來了，我有自己的企業。讀書的時候我寫下我的夢想——要把兄弟姐妹都接過來，要有自己的事業。你不要覺得自己基礎差，每次想放棄，就把夢想拿過來看。”
這個老闆真是一個勵志模範，我所在的社區，這家水管公司有好幾輛水管維修車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夢想寫出來，隨時拿着看——我的夢想就是：讀自己的書，讓女兒思思哭出來。
公立college是要考英語的，我繳了65刀，報了個公立學校的入學英語測試，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結果聽說讀寫都差一點點——難道只能去交2萬刀的學費去上私立college了嗎？
我發揮了記者的精神，把公立college的教學主管郵箱地址翻了出來，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約到了補充面試。教學主管是個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問：“爲啥你要求補充面試呢？”
我老實回答：“因爲我想讀這個專業，但是考不過你們試。”
得益於教會老爺爺老奶奶的一對一輔導，我英語雖然差，會說的詞都是字正腔圓的。然後，我就用有限的口語發功：“剛來加拿大，我在面試第一份工作的時候，老闆就告訴我，第一代新移民，是開不了花的，就像是石頭上開不了花。要第二代，我們的孩子，他們才能開出花。”
“Bloom”這個詞兒大概是在面試語境中太不常見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着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開花的。只要有受教育的機會，石頭上也是可以開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沒有使用“bloom”這樣表達的。但老太太似乎是聽懂了，她眼圈兒一紅，我也眼淚汪汪地看着她——不是我愛激動，實在是考不過這個英語考試，也不願意多花1.3萬刀。
老太太開始幫我找藉口：“我看你口語聽力都還可以，爲啥寫作閱讀就是不過呢？是不是我們的考試形式你不太適應？我打印個文章給你看，你告訴我內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給我打印了一條新聞，是關於政府限制房租漲幅的。我稍微一複述，她就趕緊宣佈我過了，可以報名上課，只是升級的時候，要補考英語成績。我熱淚盈眶——終於省下了我的1.3萬刀，我終於走上了讀書這條金光閃閃的大道。
我把錄取通知書在飯廳裡一貼，讓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走進college教室的時候，裡面的白人一個比一個年齡大。教學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腸放過了我，並不意味着我真的能過關。白人老師在講臺上面滔滔不絕，我在下面呆若木雞。老師講到後面去了，我都不曉得翻頁。
但我心裡是充實的：女兒的時間被浪費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時間都是有價值的呀！雞蛋沒有放在一個籃子裡，我心裡舒服了。
啃書的時候，我也會一頭懵：我在哪兒？我是誰？我爲啥在讀這麼難懂的東西？爲了讓女兒思思哭出來，我對每門課都是一個死纏爛打。
老師上課的時候，我聽不懂的就反覆聽，還要做題，內在的小人兒被虐得滿地打滾。好在YouTube上啥都有，任何一門課，都有相應的學院掛上來網課，開字幕，跟讀，聽寫，我的朗讀成了家裡的BGM。
思思想要開個黑（打“王者”），隊友問：“誰在讀書啊，這麼大聲？”思思情緒立時有點低落：“哎，那是我媽在讀書。”
思思怕看教科書，其實我也怕。拿着幾百頁厚的英語教科書，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決定把教材往谷歌翻譯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制中文翻譯本。
UBC老爺爺和阿爾貝塔的老奶奶，每週仍會在Zoom見我，給我搖旗吶喊，陪我做作業，寫小作文，順便糾正我讀音語法的錯誤。等我翻譯到半本書，200多頁的樣子，也不用谷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范進中舉一樣，跳出門，跑上街，大聲疾呼：“我看懂書了！我看懂書了！”
女兒思思看着我成天得意洋洋，有點小羨慕。
八、
學校通常是一週一小考，一學期一大考。說到考試，我一點都不怕。在考試之前，老師會發下來一份Review（複習）。這張紙，加拿大學生只當是尋常，我卻如獲至寶，會查字典一個個背下來——這樣，75%的考題就在手中了。
一學期有4到5門課，我越來越忙。我每天早上6點半鬧鐘都不要就會醒來跑到公交站去等車，8點鐘準時坐到教室裡，等着老師們噼裡啪啦一頓輸出。
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國的大學，寬鬆得很，隨便你怎麼學，過關就好，這裡的大學就像中國的高三，每天8小時課，還要留下一堆作業讓你回家去卷。
老師成天說，同學們，不懂就問哦，不要等到quiz（測驗）才問哦。然而，文科專業的彎彎繞，是非母語人士連問都問不出問題的。我這樣的混進college的學生，如果問問題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辦？
作業更是讓我白頭搔更短。例如：“闡述你對加拿大憲法的看法，特別是聯邦與省份的分權條款。”——我能有什麼看法？加拿大的憲法，那咱們當然是堅決擁護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啊！
每週都是這樣的一堆靈魂之問，老師一要論文就是幾大篇，作業大疊大疊地交，東拉西扯地湊。窮於應付中，我終於現了原形，被另一個教學主管揪出來了。
她的眉毛上挑進了頭髮：“這位同學，你爲什麼寫的英語一長，就這麼不流暢？你怎麼過的入學考試？我們這行非常考文筆的，你這英語文筆，寫個sub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職念英語，否則我沒法給你畢業證書。”
剛考了一門的期末考，我垂頭喪氣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論一條龍，考格式一條蟲。這個考試考格式，還倒扣分，不管我寫了多少舌綻蓮花的內容，只要有格式裝訂行距錯誤，就直接扣分。我差點被扣到“歸零”。
過去我看思思的成績單，總是浩然正氣：“這個居然是C？我看你是遊戲打多了。”現在看看自己作業上的幾把大叉，成績單上的D、E、F，對女兒都是理解和祝福。
這時候，白人女醫生又來敲我門了：“我女兒的心理醫生退休了，我給他說了你的情況，他就住在你背後這條街，走，我們一起去他家。”
“你說思思學習差，她到底是怎麼個差法？”老爺爺問。
我被學校折磨得夠了，寫的論文也多了，說話不再顛三倒四了：“我們家，成績都差。我媽媽成績差，沒考上高中，我小時候也是很差。老師上課，我不能聽講，思思也是。老師讓看書，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總要跳行讀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業，就痛苦得不行，沒法開始。所以拖欠很多作業，老師恨我得很。思思也是這樣的。我懷疑我們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醫生默默聽了，在自己筆記本上一頓記，又說：“我要去見思思的學校老師和其他知道她學習情況的人，收集一下意見。”接着，心理醫生開始了調查。他先找思思的學校老師，拿出個量表讓老師做，老師認真做了。心理醫生看看，收了起來。他又請思思剛來加拿大時教過她的補習老師喝咖啡，我一個箭步去搶着給了咖啡錢。
那個好久沒見的老太太，翻開帶來一個文件夾，拿出一張畫得花裡胡哨寫得亂七八糟的紙說：“這是思思12歲時上完課自己寫的，我收起來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來吸引她的注意力，學10到20分鐘就給次休息時間。她的頭腦裡有很多念頭，所以無法集中在一個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療她的時候，不要掐滅了這些靈感。”
我的眼睛又溼潤了，有感動也有內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績就煩就急，沒辦法去愛護她的靈感，總會想，什麼鬼靈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醫生收集意見完畢，給當地的正在執業的心理醫生寫了一封信，讓對方給思思做一個測評。幾小時後，結果出來了：心理醫生給我解釋，顯而易見的，思思只能捕捉到10%到15%的圖像和聲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醫生刷刷刷開了一個證明，告訴我：“對思思這樣的孩子，學校應當給更多的包容。如果讓她做閱讀和寫作考試，學校需要給額外的時間。如果思思需要，這個證明可以在她參加包括雅思考試在內的考試時使用，考試方需要給出更多的時間，例如，聽力放2次。”
醫生還給思思開了一小瓶藥，每天一片，說是可以幫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醫生給我也來了個輔導：“注意力渙散的孩子，就是沒法遵守時間。她會反覆催促自己，想要推動自己，但無能爲力。她像是睡在一個深深的洞裡，沒法爬出來。催她、吼她、憎恨她、懲罰她，都沒法改變這個事實。只有支持她、鼓勵她、她才能爬出來。”
走出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我和思思對望一眼，兩代差生，兩個仇人，手牽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論一條龍、考排版類一條蟲，原來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幹這個的料。對我來說，1.5的間距和1.0的間距，毫無區別——誰知道這個是病啊？
思思試着吃了幾次藥。吃這個藥，她會頭痛，但是注意力能夠集中很長一段時間。她又驚喜又低落地說：“原來他們普通人是這樣的啊，聽，就能一直聽下去，聽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會看成3。我們兩個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醫生離我家住得近，常常過來送個自家做的餅乾呀，老太太在後院子裡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見到思思，老爺子就對着她擠一擠眼睛，擊掌，滿眼裡都寫着：“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個密謀。
九、
思思沒有拿出來她的注意力缺陷證明要求學校給予特殊照顧，她的成績也一點一點好了起來。有一天，她回家興奮地告訴我：“數學老師發了卷子讓我們做，他以爲我做不來，走過來想幫助我，結果看到我都做出來了，他嚇得嘴巴都成了個O。”
學校的老師們一定很驚喜：一個資深的學渣，居然重啓了。就憑這態度，也要多給點分。
思思的英文也開始刷分：她拿出打遊戲的精神，把老師喊讀的小說每一頁標註得密密麻麻，做上標籤，羅密歐和朱麗葉想的啥，了不起的蓋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還要清楚。每次寫作文，思思下筆就是1000字，成績嗖嗖往“B+”走。
一點點正反饋過來後，思思能夠按時交作業了——雖然還是在最後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脫離了C，保B爭A，得到了學校“進步最快”的獎學金。她甚至接到幾家大學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
我已經不再把我和女兒看成是一個整體，她的成就是她的，我還是隻有轉頭繼續卷，要把“讀自己的書，讓思思哭出來”的計劃貫徹到底——反正以後是要去住養老院，那就多賺點錢，住個好點的。
尾聲
最近回國一趟，知道另一個親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機，打手遊，半年不去上學，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脅要斷網，那他就反着威脅要從20樓跳下去。
我在飯桌上講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親戚們越來越安靜：“孩子就像小貓小狗，大腦沒發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時候，喊打喊殺都只能讓他們更害怕。老師在正路上給一個甜甜圈，說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來了。如果外面沒有一個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開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後的自我保護。我原諒了在異國他鄉所有的不便，只因爲我的女兒被它溫柔相待。
本文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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