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與大佬
距今3800多年前，一個河南的“攤販”到河北做生意，路上被劫了貨，不幸丟了性命。
這個人叫做王亥，是商湯的祖先。
從始祖契到商朝建立者湯，商部落歷十四世，經八次遷徙，他們長期在部落間做買賣，一說“商人”一詞的由來就是源自這些走南闖北的商人。
王亥是商的第七任首領，他駕着馬車，載着帛牽着牛羊，前往黃河北岸的有易（今河北雄縣）交易。
《竹書紀年》記載，王亥一路奔波來到河北後，有易氏的首領緜[mián]臣見財起意，殺了王亥，搶走貨物。
之後，王亥的兒子起兵討伐有易氏，爲父報仇。一個擺攤血案由此引發了一場大戰。
從河南偃師縣二里頭遺址到鄭州商城遺址、安陽殷墟，都出土了大量貝幣、玉石，留下先周時期人們貿易的痕跡。當時，城邑沒有購物中心與超市，在街市上擺攤是最原始，也是最常見的交易方式。
隨着社會上交易活動頻繁活躍，商代已有“日中爲市，交易而退”的景象，來自各地的石器、玉器、銅器、牲畜等商品彙聚在一起，進行交換。
前有北大畢業賣豬肉，今有雙語碩士當保姆，而在這羣商代的攤販中，也出現了一位大佬。
《尉繚子》記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戰國策》也說，“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
這是說，在晚年垂釣渭水之濱邂逅周文王前，周朝開國功臣姜子牙曾經做了N年生意，在集市上賣肉賣酒。他同時還研究治國安邦之道，真是一個念念不忘詩與遠方的小攤販。
▲姜子牙劇照：想不到吧，這也是一位擺攤大佬。
武王伐紂後，西周同樣重視工商業，並且對工商業進行壟斷性經營，由官府設立“工正”、“工匠”等進行管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工商食官”。
儘管工商業者在身份上受到嚴格限制，但西周統治者還是保障了小商小販的蠅頭小利。
據《周禮》記載，周朝時設有固定的交易場所，分爲早、中、晚三次。其中傍晚時的晚市也被稱爲“夕市”，就是小攤販進行零星售賣的活躍時間。西周還設置了專門監督市場的官吏“司市”。這些人負責維持市場治安、管理市場秩序，堪稱中國最早的“城管”。
爲了招徠包括攤販在內的天下商人，周朝統治者發佈了《告四方遊旅》：“告訴四方商旅，渡口有船，途中有店，所到之處就像到家一樣。如果貨幣面值小，買賣不方便，就鑄幣值重的‘母’幣與原本幣值輕的‘子’幣共同流通，以方便商旅……不要使市場上的貨物匱乏，需使物價合理穩定，這都是爲了百姓生活安定。”
姜子牙將市井氣帶到了他的封地齊國。由於當時齊國“地瀉滷，人民寡”，齊國曆代國君注重發展手工業與漁、鹽業。齊國靠販運、絲織、漁鹽起家，後來，另一個出身商賈的名相管仲藉此“徼山海之業”，發展商品經濟，使齊國一躍成爲東方強國，助齊桓公率先在春秋諸國中稱霸。
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小攤販迎來了新的春天。當時，涌現了齊、晉、鄭等重商國家，出現了“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的盛況。
經商成了不少人的發財之道，所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棄官、棄學，甚至棄農經商的社會現象屢見不鮮。商人或肩挑揹負，或坐列販賣，在擺攤的風口下起飛。
鄭人買履、買櫝還珠、自相矛盾等成語故事講的就是這一時期的攤販，還有子貢、白圭、呂不韋等人，都是當時叱吒風雲的富商。
商人資本有“與王者垺富”的勢力，大小商人以不等價交換、囤積居奇等手段也會“牟農夫之利”，因此，新興的地主階級爲了自身利益，都對商業抱着否定態度。
李悝在魏國主持變法，主張“盡地力之教”，也就是發展農業。商鞅在秦國變法時也提出了“耕戰”政策，同時“重關市之賦”，也就是加重商稅。這樣出來擺攤做生意的人少了，回家種田、打仗的人多了，秦國也加速了統一的步伐。
戰國時期各國改革，大都帶有這樣明顯的重農抑商傾向，這一思想自此持續了兩千多年。
▲商鞅劇照。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石碑上書寫了八個大字“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又“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將這些商人的財產充公。秦始皇連大商人都不放在眼裡，更不要說小商販了。
秦朝時，官營商業再次占主導地位，私商受到限制，只有販運外地珍異之物的商人得到優待，因爲他們不影響重農抑商的政策。如果你哪天穿越到秦朝，擺地攤就只能賣這個了。
漢承秦制，也實行“抑商”政策。
漢高祖劉邦，看到秦末戰爭中物價飛漲，商人從中牟利，以致“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於是在稱帝后發佈了一道報復性的法令，力挺無產階級兄弟，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織衣服，不得乘車騎馬，不得攜帶兵器自衛，不得做官府的屬僚，對商賈徵賦稅加倍，商賈買饑民子女爲奴婢的要無償釋放。
這道“賤商令”奠定了漢朝重農輕商的基調。
秦漢政府對商業的抑制，並沒有徹底打擊老百姓求取財富的意志。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一些勵志的漢代小攤販：
漢代商人卑賤，行走叫賣更爲人所不齒，卻有人靠着賣油脂、賣水漿、磨刀、賣羊肚兒、給馬治病等江湖絕技發財，走上人生巔峰。
漢時，長安、洛陽、宛、邯鄲、臨淄、成都等是全國的商業大都會，其中長安“大開九市”，吸引了無數小攤販，“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都到京城淘金，其中也有“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什麼意思呢？就是弄虛作假、欺騙顧客的不良商家。
這也不是說，商販都見利忘義，擺攤的更多還是誠實守信的好商人。
《三國志》記載，漢末名士任嘏，年輕時有一次到街市上擺攤賣魚，正逢官府加徵魚稅，魚價猛增，“貴數倍”。任嘏這老實人卻毫不動心，仍按平時的價格出賣。講信用的人運氣不會太差，他後來投簡歷加入了曹操團隊，成爲曹魏大臣。
▲東漢集市畫像磚。
魏晉南北朝，戰亂頻仍，社會動盪，商品經濟一度處於遲滯狀態。
一些農民、手工業者、寒微士人、婦女等組成的民間小商販，在戰亂中忍受着商稅盤剝與路途艱險，靠小本生意艱難求生。這一時期的小攤販往往亦農亦商，亦工亦商。
擺攤，成了魏晉南北朝後浪們的一條出路。
這些人都是南北朝名留青史的名士、文臣、武將，而他們的共同點，就是都擺過攤。
隋唐時，天下重歸一統，商業出現了新的繁榮局面。
“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商業都會，朱雀街東西兩側的兩市，更是帝國商貿最繁盛的CBD，商賈雲集，琳琅滿目。
但生活在底層的小攤販，依舊世道唯艱。
隋唐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坊是住宅區，禁止經商，市是交易區，與坊分離，且唐朝前期規定，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不是哪裡都有做買賣的地方，也不是每個交易區都能隨便擺攤。長安東、西兩市內，同行業的商店開設在同一地點，總稱爲行，長安之市足足有220行，形成五花八門、整齊劃一的商鋪。
《唐會要》記載，市內進行交易的時間有限制，中午兩市擊鼓300下，店鋪才能開始營業，日落前七刻，敲鑼300下，店鋪必須關門，想吃個夜宵不太可能。如果有人犯了夜禁，還要被杖責七十下，身子骨不結實那就有罪受了。
大城市沒有小攤販的生存空間，但城外鄉村形成的草市，還是給了小商小販一線生機。草市興盛於唐代，這是在交通便利的地點上自然形成的鄉村定期集市。
在坊市的牆推倒之前，想要擺地攤，就只能先到城外將就一下。
▲唐朝中後期，坊市制與夜禁制開始被打破。
到了宋代，坊市制度被徹底打破，商店貨攤散佈於各處，再無時間與地域的限制，“萬街千巷，盡皆繁盛浩鬧”。宋代城市經濟有414種行業，約爲唐代的兩倍，商業活動晝夜不息，還有別開生面的“鬼市”，可以體驗一下夜生活。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鱗次櫛比的商店，與沿街叫賣的小販相映成趣，構成了北宋城市商業的經典繪卷。
▲《清明上河圖》中的挑貨郎。
宋朝雖然放寬對攤販的限制，並減免其賦稅（“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但起初也反對雜亂的地攤經濟，想着擺地攤和城市規劃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宋朝建國初期，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要求整治街道：“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就是說，把街上那些佔用道路的違章建築給拆了。
他在位時頒行的《宋刑統》還規定“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牆以出穢污之物於街巷，杖六十。”這兩條都是針對攤販，前者指佔道經營，後者指污染環境，這些行爲都是要捱打的。
爲此，宋朝也組成了專門的“城管” 大隊，稱爲“街道司”。這些辦公人員身兼城管、稅務、環衛等多個工作，還要兼職抓小偷與防火救災，與商販可謂是亦敵亦友，共同保持着街道的繁華。爲了減少暴力執法，宋朝“城管”在街上兩側設置“表木”，以此劃清界線，越界了就算佔道經營。
▲《清明上河圖》，圖中有無數小攤販。
此法收效甚微，到北宋末年，城市出現了大批流動攤販，政府只好默許佔道經營，乾脆跟商販收取“侵街房廊錢”，越界可以直接收錢了事。
如此一來，宋代的“地攤盛世”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甚至連皇帝出行時，大隊人馬走在城市街道上，儀仗都擺不開（“其侍從及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沿街的老百姓看到皇帝“堵車”，也被逗樂了，紛紛聚集過來圍觀，場面更加混亂（“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宋朝皇帝對此也無可奈何。
宋朝的“恤商”，也是恤民，促進了唐末五代戰亂後商業的迅速發展。隨着宋朝國力日衰、日趨頹靡，商稅也逐漸苛繁。到了南宋後期，不少地方濫設稅場，收取行人身上帶的緡錢、鬥米等。攤販惹不起，爲了躲避只能繞道，被發現後貨物還要被“抽分”，作爲稅場官員的獎賞。
宋朝最後的倒行逆施、苛取橫徵，導致官吏與百姓“相刃相劘，不啻仇敵”，攤販們在之後迎來了另一個痛苦的時代。
元朝自中葉以後常年陷於內亂之中，社會經濟凋敝。朝廷對小商販的規定卻十分嚴苛，“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小商販要有官府的憑證才能營業，這似乎還不算太過分，但元朝還說，小販售賣物品的價格要實行月評，變動價格也要先經過官司覈准，不然就做不成生意。這樣一來地攤經濟毫無生機。
朝廷對攤販處處實行打壓政策，特權商人賺得盆滿鉢滿。底層的生意人斷絕了生計，這些破產者不過都是普普通通的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或流民，他們只能被迫加入反元起義的浪潮。
出生於元朝後期的朱元璋，從小飢寒交迫，少年時其父、母、兄先後餓死，家裡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他只好與其他家人各自逃生，走投無路出家當了和尚。
那時的天下，又有多少朱元璋？
▲《元人春景貨郎圖軸》（局部），小攤販每個季節販賣的商品不同
朱元璋在元末亂世中嶄露頭角，最終開創大明王朝，他最瞭解底層百姓的艱難生活。
爲了緩解攤販的壓力，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命人在南京臨水而建幾十所“塌房”，出官稅錢三十分之一、房錢三十分之一即可使用，用於商人自由貿易與存放貨物，讓他們來京城做生意時，不至於無處安身，只能住在船上。這一制度後來逐漸普及到全國各大城市。元朝的各種苛捐雜稅也得到削減，洪武初年設置的稅課司局，有四百餘所，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裁撤了364處，“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一些學者認爲，明清時期，中國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有別於科技、思想、制度上全面落後於世界的局面，明清的地攤經濟始終煥發着勃勃生機，代表着底層老百姓頑強的生命力。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這個小商販賣的是什麼呢？
清朝對地攤經濟也是採取默許的態度，並採取了一些支持措施。據《清代鈔檔》記載，雍正帝曾經下令減免對攤販的收稅，說：
16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克路士來到中國時，沿街擺攤的小販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國後，克路士根據自己的見聞，寫了本《中國志》解鎖“我愛中國”的財富密碼，其中說到：“這個地方有一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沿街叫賣肉、魚、蔬菜、水果以及各種必需之物。因此，各種必需物品都經過他們的家門，不必上市場了”
走街串巷、行商販貨的傳統小商人，帶着那個時代獨有的煙火氣與市井氣，風裡來，雨裡去，留在帝國的殘夢裡。
▲明：《皇都積勝圖》（局部），描繪了明朝中後期的北京城。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真正擺地攤爲生的人都不容易。那些調侃地攤經濟的人，或許也知道其中的艱辛。
大多數人最熟悉的一位古代擺攤大佬，應該是蜀漢的劉備。劉備從小家境清貧，靠和母親擺攤販賣鞋子、草蓆才能維持生活。後來自己出來創業，大半生處處碰壁，寄人籬下，遭遇中年危機，有了髀肉之嘆。晚年終於事業有成，又失了荊州、敗了夷陵，親身體驗從巔峰滑落的滋味。
不是每一個人都像劉玄德，但小攤販劉備大起大落的經歷，卻映照出了許多平凡的人生。但願世界不會虧欠，每一個奮鬥的人。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06年
錢穆 口述，葉龍 整理：《中國經濟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
王孝通：《中國商業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
黨誠恩：《中國商業史話》，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年
王兆祥：《中國古代的商人》，商務印書館，1995年
江立華，孫洪濤：《中國流民史古代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
張良：《從管控到服務：城市治理中的“城管”轉型》，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6年
薛平拴：《唐代的中小商人與商品經濟》，晉陽學刊，1992年02期
鄭瑞俠：《中國古代早期文學對商賈形象的塑造》，天府新論，2004年01期
徐麗娟：《六朝時期民間商販述略——以建康地區爲中心》，文化學刊，2017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