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重溫他的新聞宣傳思想
本文刊發於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之際，原載於浙江在線
作者：陳力丹，四川大學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參考文獻：《鄧小平文選》《鄧小平論新聞宣傳》
編者按
今天是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
鄧小平同志爲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立下了不朽功績，並創立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新聞宣傳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習和掌握其精髓，對我們做好新時期的新聞宣傳工作、發展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鄧小平同志的革命生涯中，他有兩次直接參與黨的報刊工作：一次是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後參與中共旅歐支部刊物的編務；一次是1933年5月—1935年1月主編紅軍的機關報《紅星報》。他曾經長期領導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研究《紅星報》的一位女同志致信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的鄧小平，就該報的歷史向他求教若干問題，鄧小平在信的空白處一一作答，表現出他對新聞學研究的關懷。
鄧小平較少直接論述專業性的新聞傳播，但是從政治角度對黨報和宣傳工作有很多精闢的論述，其理論魅力在於務實。他講求宣傳方法，反對形式主義，主張用事實說話。
鄧小平早期的新聞宣傳思想
革命戰爭時期，鄧小平是毛澤東宣傳思想的積極貫徹者。他從事的宣傳工作，沒有黨八股，注重生動的方式與實在的內容相結合，創造性地開闢新局面。
他擔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時，主張以宣傳的方式而不是強迫的方式動員新兵，並對動員較好的地方的經驗進行了總結。他的結論是：“只要我們毅然地拋棄強徵的手段，而着眼於宣傳、教育、組織、影響等等動員民衆的方法，新的經驗將不斷地創造出來，動員的收穫也必然日益豐富起來。”
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時，鄧小平要求宣傳一定要聯繫當前形勢，“比如演戲，一般是反映過去的事，這就不能使我們的文化宣傳工作與當前的形勢配合起來，成爲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爲了及時，雖然我們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難免有些粗糙，但在宣傳效果上來說是有意義的。”
解放戰爭中，我軍挺進大別山區。鄧小平當時就注意到：“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於是部隊“廣泛使用一切宣傳武器（宣傳隊，劇團，部隊指戰員的宣傳，政府出佈告，開大會，開座談會，演講會，畫展等等），宣傳我們的主張和政策，駁斥敵人造謠和欺騙，可以佔領思想陣地，安定人心，造成新區的新氣象” 。如果追溯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宣傳思想來源，那麼解放戰爭中開闢大別山根據地的宣傳經驗，可能是鄧小平形成自己宣傳思想的一個重要的歷史線索。
從1950年鄧小平在西南區新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他很熟悉毛澤東1948年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談話的內容，並且根據西南區工作的特點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要求，各級領導同志學會利用黨報、小冊子、廣播實現領導，並指出：“用筆領導是領導的主要方法，這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正確地把握黨的政策，是衡量黨報黨性的一個重要標誌。
鄧小平充分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列舉了多個事例，說明報紙正確把握政策的重要性。例如有的地方報告說，那裡的佃富農調劑部分土地給貧農，據說是自願的。這個問題涉及政策的把握，鄧小平當時要求報紙：“這樣的事報紙不能寫社論表揚，不能寫消息傳播。生產中主要一條方針是不要亂動。凡是無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從鄧小平這些早期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改革開放後鄧小平新聞宣傳思想的主線——黨領導的媒體要服務於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聞宣傳思想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宣傳工作轉變工作重心，從習慣性地以階級鬥爭爲綱，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要求所有媒體，從報紙、廣播到電視和通訊社，都要爲經濟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穩定的輿論環境。
他所談的宣傳，包括黨報的宣傳，常常在更大的範圍內，涵蓋了整個文化領域，以及黨的思想政治工作。1980年底，中央決定對經濟發展實行調整的政策，鄧小平就此談道：“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改進宣傳工作，已經作爲保證這次調整的順利實現、鞏固安定團結局面的一項極端重要的任務，擺在了全黨同志面前。”他改變了以階級鬥爭爲綱時期宣傳的指導思想，以及一些具體的宣傳方式。這些變動體現了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作風。
這個問題包括鄧小平本人，也有一個使自己適應新環境的過程。此前四個月，鄧小平談到“興無滅資”的老口號，他說：“前些時候有的地方爲了進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興無滅資’的口號。有關文件我是看過的，當時沒有感覺到有什麼問題。現在看來，這個老口號不夠全面，也不很準確。”他的思考，實際上涉及整個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擺脫以階級鬥爭爲綱時期的思維方式問題。及時制止這種宣傳，有利於社會穩步納入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軌道。
而對於傳媒在新時期的作用，他1979年就注意到了《人民日報》的一種宣傳性現象。該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切實解決上訪問題》，意圖是要求各級黨政部門抓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但是話語中對於到哪裡解決問題沒有講清楚，於是發生了大批上訪人員涌向北京的現象。後來，該報再次發表社論《正確對待上訪問題》，把話講得很清楚，就是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就地解決問題，於是到北京來的人員大大減少。就此，鄧小平總結道：“這說明什麼呢？說明單單是報紙輿論就可以發生這樣大的影響。”他要求“我們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們的輿論工具也要跟上。每個地方、每個單位遇到任何問題，都應該主動向羣衆宣傳和解釋，做好工作。”
在這番考察的基礎上，鄧小平兩個月後（1980年1月）強調指出：“爲了實現安定團結，宣傳、教育、理論、文藝部門的同志們，要從各個方面共同努力。……要使我們黨的報刊成爲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報刊、廣播、電視都要把促進安定團結、提高青年的社會主義覺悟，作爲自己的一項經常性的、基本的任務。”鄧小平的這段話，是他在改革開放時期關於新聞和宣傳工作的核心觀點。
爲了保證實現以上目標，鄧小平從若干方面對新聞和宣傳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
1.黨報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
鄧小平強調：“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對黨的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黨員當然有權利進行批評，但是這種批評應該是建設性的批評，應該提出積極的改進意見。現在不是講什麼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以討論嗎？可以討論。但是，在什麼範圍討論，用什麼形式討論，要合乎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決定。”1983年，他批評有的黨報領導同志沒有處理好黨報的黨性和人民性關係。他的意思並不是不許黨員和黨的媒體發表意見，而是強調黨報的黨性，要求黨的新聞工作者從大局出發，首先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有不同意見則按照黨內正常的途徑反映。
2.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維護人民的民主權利
基於“文革”的教訓，他一再強調，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他多次談到，再不能對什麼人搞過去那種政治批判，不要搞圍攻，搞政治運動和宣傳運動。在1985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他宣佈：“我們仍然堅持‘雙百’方針，堅持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項自由，堅持對思想上的不正確傾向以說服爲主的方針，不搞任何運動和‘大批判’。”他還考慮到以立法的方式保障這些原則的貫徹，要求“特別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遊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 。
3.關注政策宣傳的把握
鑑於我國的傳媒具有指導工作的職能，鄧小平十分關注媒體對政策的把握，以防止出現因爲媒體報道的偏差而產生社會不安定因素。1985年，媒體上提倡先富起來的人捐錢修路，他要求不要過多宣傳這類事例，指出：“決不能搞攤派，現在也不宜過多宣傳這樣的例子，但是應該鼓勵。”顯然，如果大肆宣傳這類事情，很可能造成一些人不敢富起來，對社會將產生不利的導向。這與1950年鄧小平要求報紙在宣傳佃富農自願讓出土地給貧農的問題上謹慎從事的道理一樣，一旦事情放大了，很容易造成一窩蜂，造成新的不穩定因素。當某些涉及重大政策的理論出現分歧又一時得不出結論時，爲了避免思想混亂、浪費時間，鄧小平提出：“我們的政策就是允許看。”“不搞爭論，這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爲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一個“允許看”，一個“不爭論”，這樣不僅贏得了時間，而且也保證了社會在穩態中前進。
4.以社會效益爲一切活動的基本原則
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一些低級庸俗和有害的精神產品也隨之流入社會。在這種現象剛露頭的時候，鄧小平就要求堅決抵制，並分析了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他提出：“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爲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宣傳的部門需要考慮自身的經濟效益，但一定要把主旋律、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堅持團結、穩定、鼓勁和正面宣傳爲主的方針，爲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和社會心理環境。
5.拿事實來說話，反對形式主義
拿事實來說話，是鄧小平倡導的基本的宣傳方法。他對假、大、空和形式主義深惡痛絕，認爲普遍講空話是體制性原因。1978年，他指出：“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並不是哪一位同志的責任，責任在於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十幾年後的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唯一提到媒體工作時，又是批評形式主義。他說：“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的語言並不很多。重複的話要講，但要精簡。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看來，宣傳方面的空話套話存在的體制性空間依然很大，鄧小平提出的改革要求尚沒有完全實現。
鄧小平要求拿事實說話，有兩個前提。第一，這個事實必須是新的事實。他說：“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樣才能夠教育全國人民。”第二，這個事實是真實的。他說：“各級領導一定要經常據實講解，告訴大家客觀的情況以及黨和政府所作的努力。”
6.說話看風頭、生搬硬套是不講黨性
由於過去政治運動不斷，長期從事宣傳工作的同志形成一種只對上級負責，不對人民和黨的全局利益負責的惰性，這表現爲宣傳中思想僵化和阿諛上司的媚習等等。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總結過去的教訓，批評道：“思想一僵化，隨風倒的現象就多起來了。不講黨性，不講原則，說話做事看來頭、看風向，滿以爲這樣不會犯錯誤。其實隨風倒本身就是一個違反共產黨員黨性的大錯誤。獨立思考，敢想、敢說、敢做，固然也難免犯錯誤，但那是錯在明處，容易糾正。思想一僵化，不從實際出發的本本主義也就嚴重起來了。書上沒有的，文件上沒有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轉。把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對立起來。”對於高級幹部出行，所到之處大肆宣揚，他也提出過批評。
我們的政治和政策性宣傳都帶有很大的權威性，人們對所宣傳的內容或觀點大多順勢接受，宣傳上一旦出現片面性，造成的損失也很大。鄧小平對這種宣傳的習慣很熟悉，他告誡說：“我們在宣傳上不要只講一種辦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傳好的典型時，一定要清楚他們是在什麼條件下、怎樣根據自己的情況搞起來的，不能把他們說得什麼都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要求別的地方不顧自己的條件生搬硬套。”片面性還包括宣傳內容與實際不符，他就此指出：“我們的宣傳，要防止在羣衆中造成各種不符合實際的印象。”例如把局部說成全局，把個別現象看作普遍現象等等。
鄧小平的世界信息溝通思想
中國曾經在一個較長時期裡處於與世界隔絕的狀態。這種情況下的宣傳，由於信息閉塞，往往內容失真，助長了盲目自大的心態。鑑於這種情況，鄧小平一再強調，不論發生什麼事情，中國再不能脫離世界了。1984年9月，他爲《經濟參考報》題詞：“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1989年3月，鄧小平再次談到信息的重要性，他說：“我們最大的經驗就是不要脫離世界，否則就會信息不靈，睡大覺，而世界技術革命卻在蓬勃發展。”此後幾年，他多次講過信息的重要性。
鄧小平是我國老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中少有的論述世界新技術革命和信息產業重要性的領導人。他以敏銳的眼光抓住了這一新的動向，及時將中國導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環境，其指導思想是完全正確的。這種條件下的新聞和宣傳，必須具有世界的眼光。以往那種將“新聞、舊聞、無聞”作爲一種政治表態的思想，變得不合時宜了。宣傳必須及時、真實，否則效果可能是相反的，因爲我們處於開放的世界信息溝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