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中):柏林外交的「副班長人格」?
德國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雖然關鍵,但並不是唯一決定德國對中政策的因素。梅克爾身旁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圖/路透社
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雖然關鍵,但並不是唯一決定德國對中政策的因素。德國長久以來的外交性格、以及梅克爾政治手腕的特徵,很大程度決定了德國面對中國時的基調。相較於前面談的經濟因素,外交性格的因素是外界評論德國對中政策時,經常遺漏的環節。這也是部分對德國的道德批判顯得過於片面的主要原因。
▌前篇:〈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上):「中國紅利」麻痹的黃金10年?〉
▌前篇:〈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上):「中國紅利」麻痹的黃金10年?〉
德國長久以來的外交性格、以及梅克爾政治手腕的特徵,很大程度決定了德國面對中國時的基調。 圖/美聯社
▌德國的外交性格
傳統上,德國位處中歐,既被周遭列強環伺、與鄰國之間又缺乏清楚的地理邊界,因而長久以來德國外交就缺乏由地緣政治所決定的明確主軸,時而搖擺轉向。加上德國是個諸多獨立自主小邦的聚合體,權力結構有很強的去中心化傾向,各地方利益不一致,也加深了德國對外搖擺的性格。儘管在19世紀末崛起爲強權,但與英、法、奧相較之下,德國始終保有專注自身甚於干預國際事務的傳統傾向。
這種傾向在納粹德國時期被徹底逆轉,導致災難性的對外擴張(希特勒的擴張計劃,本質上是意圖將德國地緣政治的條件明確化)。1945年後,德國爲了逃離這段黑歷史,更是將傳統上內縮的外交性格推展到了極致,在國際舞臺上始終保持低調。
同時,德國戰後的自我認同也發生了質變:聯邦德國直到今天,基本上都在避談德意志認同。取而代之的是,德國人自視爲屬於國際社會的「歐洲人」,而聯邦政府也避談德國利益、強調歐洲價值、多邊合作。
但這導致聯邦德國缺乏「現實政治」(Realpolitik,諷刺的是,這是當年俾斯麥所創造的概念)的性格,抗拒自視爲掌握權力工具、滿足自身利益的強權,而是退縮爲一個僅關注實現人權與社會平等的「社會國」(Sozialstaat)——或拿政論雜誌《西賽羅》評論的話來說——一個「退休天堂之國」(Rentnerparadies)。
德國爲了逃離納粹黑歷史,更是將傳統上內縮的外交性格推展到了極致,在國際舞臺上始終保持低調。圖爲慕尼黑啤酒節,靠着酒精避世的迷醉現場。 圖/歐新社
於是,聯邦德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表現,就呈現出這種樣貌:
一方面,當涉及自身利益時,德國不敢公然主張,習慣把自身利益隱藏、轉化成歐洲價值或普世人權的語言來表達。這就使得德國在貫徹自身利益時顯得僞善,對此感受最明顯的當屬南歐各國——2013年歐債危機時,德國一邊高舉歐洲團結、一邊單方面施壓南歐各國撙節,自己卻砸大錢爲自家銀行紓困。大罵德國人僞善,一時成了這些國家的國民運動。
另一方面,當國際事務需要德國出頭時,德國也習慣退縮、避免公然表現自我。在兩德統一、德國國際實力大增之後,聯邦政府在外交事務上反而更加內縮。德國始終認爲自己僅是中等強國(Mittelmacht),除了主導國際事務的意圖薄弱之外,基本上還缺乏運用外交權謀來折衝角力的習慣——《西賽羅》評論指出,德國所想像的外交舞臺,更接近是在有條有理的多邊合作框架下,大家乖乖進行的部長級會議協商。
這就導致了專家所謂的「權力遺忘」(Machtvergessenheit):德國不擅運用權謀工具,處於國際政治的叢林顯得既內向又天真。
德國不擅運用權謀工具,處於國際政治的叢林顯得既內向又天真。圖爲梅克爾觀賞中國致贈的國寶熊貓。 圖/路透社
因此,單就外交性格而言,我們很難期待實際上作爲歐盟龍頭的德國,在當前歐美中三方角力成形的局面下,會扮演類似美國過去那種世界警察的角色,積極向世界輸出其所宣揚的歐洲價值、併爲此直接挑戰中國。即使德國可以在自家地盤上,對向威權傾斜的波蘭和匈牙利表現強硬態度,但對於遠東事務,德國除了商務之外,向來並沒有其它外交野心。
2000年初期,德國時任總理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的幕僚曾明白表示:「沒人能靠中國政策來打贏選戰。」這種對中國事務興趣缺缺、只談中國商務的態度,也主宰了隨後梅克爾的四任內閣。
梅克爾的執政特色是務實主義,其強項爲透過會議桌上的協商,調和各方利益衝突,形成共識,是一位在遭遇各種危機時維持現狀穩定的能手——梅克爾的菱形手勢(Merkel-Raute),就是開啓維持現狀結界的手印。對國內民衆而言,梅克爾是典型的非民粹(unpopulistisch)政治人物,特別是那些不關心政治、非政治狂熱選民的首選。
國際舞臺上,梅克爾則是一位非常能代表前述德國外交性格的典型人物:以歐洲爲認同、低調務實、強調多邊平臺、循規則協商,是國際秩序現狀的維持者、守序善良的副班長,正夾在混亂中立的班長,和守序邪惡、想爭當班長的總務股長之間左右爲難。
梅克爾是一位非常能代表前述德國外交性格的典型人物:以歐洲爲認同、低調務實、強調多邊平臺、循規則協商,是國際秩序現狀的維持者、守序善良的副班長。 圖/歐新社
這種外交性格再加上不願深入遠東事務的態度,當然受中國歡迎。一方面,梅克爾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公開批判輕、姿態軟,有事則透過「後臺外交」(Hinterzimmerdiplomatie)來私下「喬」,給足了中國面子;另一方面,即使面對中國違反國際義務的爭議,例如網軍攻擊、隱匿疫情與插手世衛等事件,梅克爾也堅持在現有的國際溝通框架內,尋求與中國對話解決。
梅克爾政府既務實又內縮的基調,也使其對中政策像是一紙零碎列舉待辦事務的清單,而缺乏長遠的大戰略,自然也沒有與中國發生戰略角力的問題。
這樣的對中政策貫串了梅克爾執政的15年。在這15年裡,中國早已從原先韜光養晦、放軟身段向西方開放的世界工廠,急速崛起爲積極輸出威權影響力的世界強權。梅克爾當初堪稱務實的對中政策,如今已被不少來自德國朝野的批評指爲過時。
例如下任聯邦總理的熱門人選之一、已表態要在年底角逐基民盟(CDU)黨魁的梅茲(Friedrich Merz),年初以來即不斷公開批判德國過度依賴中國的現狀,並主張德國應積極帶領歐盟,建立一套明確的對中戰略,讓德國擺脫既被美國逼壓、又被中國吃死的窘境。
梅克爾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公開批判輕、姿態軟,有事則透過「後臺外交」來私下喬,給足了中國面子。圖爲德國紀念中國知識分子劉曉波的現場。 圖/歐新社
梅克爾執政的15年裡,中國早已從原先韜光養晦、急速崛起爲積極輸出威權影響力的世界強權。 圖/路透社
▌中國以疫謀霸
其實不必等到梅茲來實現其主張,梅克爾現已正往這個方向調整,並沒有要對中國保持被動、讓其予取予求。
德國之前不是沒有警覺到中國將手伸入自家後院、分化歐盟各國的操作。中國在中東歐及南歐串連起17國(其中12國爲歐盟成員),形成所謂「17+1合作」,並併入「一帶一路」計劃,隨即將經濟的影響力兌現爲內政上的介入。
例如:中遠集團接管希臘大港比雷埃夫斯,中國將該港稱爲一帶一路的「龍頭」,是中興、華爲等企業的歐洲前進基地。此外,在塞爾維亞的首都和義大利的羅馬、威尼斯等觀光大城,甚至可以見到中國公安巡邏的身影,塞爾維亞還要藉助中國在新疆與香港所謂的「反恐」經驗,在國安方面和中國合作。
在中歐的捷克,中信集團已持有該國最大行銷集團美地亞(Médea)的多數股份,並藉此跨足了捷克最大的媒體企業。中國更在捷克和匈牙利資助一系列親中智庫與大學講座,爲其進行大外宣。
中國以疫謀霸:中國把持了防疫物資的供應鏈,災情慘重的歐盟各國必須忍受後者趁疫謀霸的事實,德國當然也不例外。 圖/法新社
不少這些歐洲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對德國反感。他們或者不滿德國在歐盟的強勢主導、或者因本身的威權傾向而屢被德國施壓。揹着德國與中國合作,除了享受直接利益之外、也滿足了他們的主權感。
中國在歐盟內部政治的直接影響力,已屢次浮上臺面:例如歐盟要提高中資投資的門檻,過去就曾因捷克、希臘兩國的堅持而削弱。今年,歐盟嚴格管控中資併購歐企的決議,也差點因義大利一票而被否決。
這些屢次挑戰德國底線的情況,在疫情爆發後又更加白熱化。最直接了當的理由就是,中國把持了防疫物資的供應鏈,災情慘重的歐盟各國必須忍受後者趁疫謀霸的事實,德國當然也不例外。
德國的防疫物資超過9成要從中國進口。在其它醫藥方面,德國最常使用10種原料藥中,則有8種來自中國藥廠——在此也順帶對照一下臺灣讀者最關注的口罩議題:德國對各式口罩的月需求量將近4億片,臺灣之前捐贈德國的100萬片,換算下來大約是全國醫院使用16小時、或是全國民衆使用2小時的需求。在這持續了幾個小時的「臺灣之光」之外,疫情爆發至今的5個多月,德國還是每天都得仰賴「厲害了我的中國」。
德國的防疫物資超過9成要從中國進口,在其它醫藥方面,德國最常使用10種原料藥中,則有8種來自中國藥廠。 圖/路透社
此外,疫情所造成的嚴重經濟衝擊,更讓德企深陷中國、動彈不得:對於製藥、生技等產業而言,其因疫情而獲利大增,更缺乏撤離中國的動機;至於其它產業則因營運岌岌可危,此時再思撤離和轉移生產鏈,風險甚於疫情前,也更被套牢在中國。
嚴重的是,就在許多企業瀕臨破產、股價委靡時,中資已磨刀霍霍,準備趁機撿便宜,併購德國與歐盟各國的關鍵產業。例如5月時,戴姆勒集團的股價比起上一波高峰,已暴跌了66%。該集團的兩大中國股東——北企集團與浙江吉利控股——都趁勢加碼。雙方目前持股皆在10%上下,同爲戴姆勒集團的最大股東。
正是由於疫情以來的這些轉折,讓德國朝野一致,準備要防堵中國在歐盟的全面擴張,保護基本民生、通訊、醫藥防疫等產業,同時擴大歐盟共同市場、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
但眼下德國還無法有太多作爲,理由是:形勢比人弱的德國要與中國抗衡,必須先整合歐盟來共同行動,而歐盟原本就存在的內部分歧,卻因疫情而嚴重加劇。
疫情所造成的嚴重經濟衝擊,更讓德企深陷中國、動彈不得。 圖/路透社
由於各國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大相逕庭,抵禦經濟衝擊能力較弱的東/南歐,與相對能挺住的西/北歐之間,存在嚴重的利益衝突。目前的歐盟可謂面臨史無前例的內憂外患。(可參考尹子軒的〈爲什麼歐盟尚未趁美國製裁之機向北京施壓?〉)
正逢此一關鍵時刻,德國從7月1日接下了歐盟輪值主席(EU-Ratspräsidentschaft)的任務。直到今年結束,梅克爾都會主導歐盟的議題設定,德國也會主持各個歐盟部長級會議,有機會在所有領域中貫徹其政治規劃。
在此半年的任期內,德國有兩項重中之重的任務:
其一,是7,500億歐元的大計劃:「次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此計劃目的是重建疫後經濟、並藉此完成歐盟產業升級,以便與美中互別苗頭。這不但是一項深化歐盟共同市場的經濟計劃,也是讓歐盟政治一步整合的觸媒。
其二,就是原訂9月中旬要在德國萊比錫舉辦的歐中峰會。此峰會預計由歐盟27國領袖與習近平共同出席,完成談判已達7年之久的歐中貿易協定,但目前已被無限延期。對此,柏林方面給出的檯面理由是疫情影響,然而在相當程度上,這是柏林針對北京在香港作爲的迴應。
原訂9月中旬要在德國萊比錫舉辦的歐中峰會,目前已被無限延期。柏林給出的檯面理由是疫情影響,但在相當程度上,這是柏林針對北京在香港作爲的迴應。 圖/美聯社
6月下旬,歐中高層曾進行會前會性質的視訊會議,雙方不歡而散,會後連共同聲明都沒有。在此可窺見德方立場已逐漸強硬:中國無法滿足德國關於市場對等開放、限制中方國企補貼、智慧產權保護等要求;而柏林則揚言,若北京沒誠意,就直接取消峰會。目前看來,在峰會的角力上,中方的態勢顯得比較被動,且今年內會議順利召開的可能性很低。
總括來說,上述歐盟的兩大任務,一是爲了健全自身的體質,另一則是尋求對等地與中國角力。在這兩項任務上,都可看到歐盟自立的意圖。而德國在這半年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就這兩項議題,先找出歐盟各國之間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以便隨後形成明確的對中戰略。
若再考慮11月美國總統大選後,歐美中三方的態勢有可能面臨洗牌,這就讓德國作爲此屆歐盟輪值主席的任務更加非比尋常,而歐盟也更需早日決定一條明確的戰略主軸。用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俗稱「歐盟外長」)波瑞爾(Joseph Borrell)的話說:歐盟必須學會「權力的語言」。
這對德國而言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爲這意味着德國在外交上必須放下歷史包袱。用歐盟專家範米德拉(Luuk van Middelaar)的話直白地說就是:
德國不要再僞善、不要再對自身利益遮遮掩掩,要積極運用權力工具來形塑歐盟。
德國在這半年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就這兩項議題,先找出歐盟各國之間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以便隨後形成明確的對中戰略。 圖/歐新社
但此任務的難處主要有二:
第一個難處在於歐盟本身。歐盟本質上並不是一個權力組織,而僅僅是爲了促進區域和平,進行平衡、合作、妥協的多邊平臺,它先天上就很難像一個主權國家那樣,形成一貫的戰略原則來指導行動,也並不適合作爲與強權爭霸的工具。
第二個難處則在於梅克爾的政治性格。中國政策專家海爾曼(Sebastian Heilmann)認爲,在中長遠的格局裡,歐中之間的關係只會愈來愈緊張,但他懷疑德國在輪值主席的任內能實現中國政策的轉向,因爲梅克爾政府總是傾向在政治對立與經濟利益之間尋求平衡,而不是改變現狀。
拿歐中峰會來看,歐盟目前處於比較主動的態勢。中國近來內外交困,習近平黨內壓力極大,需要拿與歐盟的協議作爲施政成績來穩固位子。歐盟一位外交官員便指出:「中國方面並不在乎協議的具體內容,重要的是面子。」
但不少聲音都懷疑梅克爾團隊最終是否能妥善抓住這個時機,貫徹歐盟利益。德國綠黨(Die Grünen)歐洲議員布提寇佛(Reinhard Bütikofer)擔憂,峰會期間梅克爾政府有可能還是會緘口不提「維吾爾」和「香港」等關鍵字。有鑑於此,綠黨與自民黨都主張直接取消歐中峰會以施壓中國。
總而言之,要帶領歐盟完成上述兩大任務,這無論對德國或梅克爾個人而言,都是一場必須徹底「改變人設」的挑戰。
——▌接續下篇 〈德意志「叩頭中國」迷思(下):你的「親中」無關我的新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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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應該積極運用權力工具來形塑歐盟。」但這無論對德國或梅克爾個人而言,都是一場必須徹底「改變人設」的挑戰。 圖/歐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