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雜誌·對話錄｜當代筆記小說與傳統審美趣味·侯德雲 桫欏

當代筆記小說與傳統審美趣味

侯德雲 桫欏

侯德雲：筆記小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分支，流脈非常清晰，直到今日，它也還是耀眼的存在。但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顯得過於籠統。我們最好再細化一下，把這一詞組剖爲兩半，一半是“筆記”，一半是“小說”，拿顯微鏡看看，它們在源頭上的含義是什麼。先談“筆記”。先賢認爲，筆記是中國古代記錄史學的一種文體，是隨筆記錄的野史，形式隨便，諸如見聞雜錄、考訂辯證之類，都可歸入。顯然，這跟漢朝設立的官職“掌故”有關。大致可以說，筆記是“掌故”們的隨筆所記。因“掌故”跟史官職責相仿，但偏向於“名流燕談”的瑣碎言語，故而視爲野史。我們今天所說的掌故，其實就是野史的代名詞。再論“小說”。這兩個我們非常熟悉的字，在中文典籍中，最早見於《莊子·外物》，“飾小說以幹縣令”，是指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到漢代，連“小說家”的稱呼也有了。班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稗官”二字，通常解釋爲小官，地位顯然要低於“掌故”。大概就是因爲人微言輕的緣故，班固對小說家頗爲不屑，將他們列爲諸子十家的最後一家，位於“可觀者九家之外”。這樣說來，“筆記”與“小說”，兩者雖有含義重合的一面，但後者也有越界的一面。街談巷語，哪能出口便是掌故？怕是連裝瘋賣傻、撒潑罵娘也是有的。

桫欏：很高興能跟侯老師聊聊筆記小說，您是這方面的行家，我這幾年關注網絡文學多一些，這個領域似乎跟筆記小說正相反：從篇幅而論，筆記小說都比較短，但是網絡文學則是超長篇幅，把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文體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也沒什麼意義——但越是沒意義的地方也可能很有趣：比如，網絡小說天馬行空，完全是虛構的，讀者並不關心它的藝術真實性，一邊罵着“胡編亂造”一邊看得津津有味，讀寫雙方都知道這是一種遊戲。假如從這個角度去觀察筆記小說，我們會發現，筆記小說有一種“求實”的野心，即它的故事總是想找到一點材料上的根據。

您將筆記小說拆成“筆記”和“小說”，從源頭上找到了理解這個文體的根本：與之相對應的“掌故”本身與史學和典籍相關，它是一種其來有自的“材料”，筆記是從中生髮出來的；而“小說家”是那些收集“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稗官”，他要記錄的起碼要有“街談”“巷語”和“途說”作爲依據。當然，我們也沒法去考證“稗官”記錄的這些是否真有來路，也不排除他假託是從哪聽來的其實是他自己編的，但至少在表面上看來，他還是想通過找到某種根據來讓人信服他講的內容，這是典型的文學手法。所以，古代的筆記“掌故”與“小說”的差別，只在於它所根據的材料不同，“掌故”可能有文字記載，民間傳說只在口頭上。我們覺得“掌故”更可靠，是因爲我們受到了書寫權力的影響，但經它衍生出來的“筆記”可信性也未必有多高。

侯德雲：剛纔我把筆記小說拆開了說，現在我再把它們合起來，看看又是怎樣一副面目。我手裡存有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叢書，從漢魏六朝到唐五代，到宋元，再到明清，洋洋灑灑十九卷，每卷六十到八十萬字，收錄古典筆記小說二百餘種。這部叢書有一篇刊在卷首的《出版說明》，爲筆記小說下了這樣一個定義：“泛指一切用文言文寫的志怪、傳奇、雜錄、瑣聞、傳記、隨筆之類的著作，內容廣泛駁雜，舉凡天文地理、朝章國典、草木蟲魚、風俗民情、學術考證、鬼怪神仙、豔情傳奇、笑話奇談、逸事瑣聞等等。”這個定義，寬泛得不得了，跟今天的小說概念很遠。這類作品，若是在漢代，只能製成高度爲一尺的“短書”，而儒家經典，一律被製成兩尺四寸，兩者相比，尊卑一目瞭然。

桫欏：一個概念的形成，大多數時候是一個語義窄化的過程，廣義到狹義、寬泛到精準；它既反映着事物本身的發展過程，也意味着我們對事物及其發展過程的認識越來越清晰。現在我們談論小說這個文體，其內在的規範與古代大不同，職官所“掌”之“故”和稗官所錄的“談、議、說”，有可能與後世小說相似，是有人物、有情節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對駁雜的知識、生活現象等的記錄，這類文章現在已經被排除在小說乃至文學之外了。

中國文學清晰的文體意識是文學自覺的重要體現，大概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這之前，各文體基本上是混沌狀態，包括“文史不分家”這種狀態的形成，也跟文體意識不清有關係。至於您說到的筆記小說與儒家經典相比，表面上看是兩類文體的尊卑，背後牽扯着的仍然是社會的權力結構導致的對審美方式的高下判斷，同樣是文人創作，包括筆記小說在內的小說無疑面向個體審美和私人化生活，儒家經典則是文人的公共敘事，是廟堂的東西，所謂“詩莊詞媚”也可以拿來類比這種差異，傳統社會強烈的正統意識自然會導致這種差異性。

侯德雲：我把筆記小說分爲兩種，文言筆記小說和白話筆記小說。兩者之間有明顯的代溝。舉例說，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等民國文士的隨筆，走的是晚明小品的路子，也就是文言筆記小說的路子，但用當代的小說觀念去衡量，從他們的作品中你很難找出幾篇真正的小說。

桫欏：將文體的變化與語言的變化統一起來，是做文學史的正途。但更深一步講，筆記小說中“文言”和“白話”的區分又不能簡單以“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語言變化爲標準，實際上它們各自自成系統。中國文學中的“白話小說”並非始自現代白話文運動，而最早從唐代就產生了，古白話在傳奇和後來的話本、雜劇、諸宮調中有廣泛的應用。其“白話”之“白”指的是口語，不是佶屈聱牙的書面語。所以，嚴格來講，“白話筆記小說”對應的是您上文講過的“筆記小說”中的“小說”部分，而不是“筆記”部分。

上述民國文士的隨筆是晚明小品的路子，我同意您這個觀點，但我不太能認同將晚明小品對接到文言筆記小說的傳統中來。晚明小品是文人創作，歸入文言寫作是合適的，但基本與“筆記小說”中的那個“筆記”無關；用現在的標準去衡量，它的小說特徵也不典型，大多是極具性靈的生活化、個人化的抒情、議論或記述，所以歸到散文裡面更合適。

侯德雲：文言筆記小說也不都是記人敘事，也包括寫景抒情、說理誌異等諸多層面的筆墨，晚明小品涵蓋了記傳、論說、序跋、書簡等等內容，因其獨抒性靈、文字從容，進而成爲現代小品文的濫觴。我對筆記小說情有獨鍾，便是始於晚明小品。上面說到的那套“歷代筆記小說大觀”，是1999年出版的，我幾乎是在第一時間購買了這套叢書。這至少說明，二十年前，我對筆記小說已經喜歡到發燒的程度。但我從不太在乎作品的具體內容。是否志怪，是否傳奇，是否清談，一概不放在心上。我注重它們的敘事方式，注重那種“隨筆記錄”感。

汪曾祺先生說：“中國人必須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作爲一箇中國人，不接受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的影響，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換個角度說，我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叫作家也行，不管是愛好者還是作家，這輩子必須要做到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屬於自己的敘事方式。我早年也曾到現代派作品去尋找，到翻譯作品去尋找，可是很遺憾，我找不到。回頭到古典筆記小說中尋找，很快就找到了。從氣質上說，我更願意把自己看做是一個隨筆作家，儘管我也寫過不少小說，但那種隨筆氣息，在我的小說中隨處可見。

桫欏：我讀過您的作品，有兩篇印象深刻，一篇《炊煙》，好像是這個題目，用一個精神病人的視角寫一個殺人的故事；還有一篇《爸爸的味道》，講一個失去爸爸的男孩的故事。您自謙爲“隨筆作家”，實際上您是不折不扣、中規中矩的小說家。但看得出來，您的敘事深受傳統筆記小說的影響，一方面像《炊煙》中對時間的流逝、對愛情這些重大的命題進行的非常隨興的表達，就是寫隨筆的氣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您抓住了筆記小說的神韻。那個失去爸爸的男孩在見到母親的男友的時候，趴在他身上聞了聞，說身上有一種味道。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心下都有一種他是否識破了媽媽和男友的關係的揣測，這種臆想就是“街談巷議”的東西。但沒成想，男孩說是爸爸的味道，這個轉折對於昇華主題非常重要。正因爲筆記小說來源於廟堂之外的傳統文人趣味，所以它最“中國化”，從您的作品中，是能夠看得出這種淵源的。

侯德雲：謝謝桫欏老師誇獎。您提到的，是我的兩篇微型小說，創作時間比較靠前，敘述還比較幼稚，現在有點羞於見到它們了。拋開這兩篇作品不談，我想把文言筆記小說的話題再稍微展開一點。我們通常把《世說新語》《太平廣記》《容齋隨筆》《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等作品，看作是文言筆記小說的代表作。其中跟當代小說概念最爲接近的，當屬《聊齋志異》。畢飛宇的《小說課》，有一篇談論蒲松齡的《促織》。這篇只有區區一千七百字的微型小說，把畢飛宇迷得不行不行的，他說：“在我的眼裡，《促織》是一部偉大的史詩，作者所呈現出來的藝術才華足以和寫《離騷》的屈原、寫‘三吏’的杜甫、寫《紅樓夢》的曹雪芹比肩。我願意發誓，我這樣說是冷靜而剋制的。”這篇名爲《看蒼山綿延，聽波濤洶涌》的評論，最駭人之處，還不是把蒲松齡推到與屈原、杜甫和曹雪芹並肩的地位，而是它用了接近原作八倍，也就是一萬三千字左右的篇幅去爲它點贊。我想，在微型小說的傳承史上，這肯定是空前絢麗的一幕。

桫欏：按照上文您說過的“歷代筆記小說大觀”的標準，這幾部古代典籍都可歸入筆記小說無疑；如果把百科知識類的著作也算進去的話，張岱的《夜航船》應當也是。這當中的集大成者肯定是《聊齋志異》，這既與創作技法上所達到的藝術高度有關，也與其鮮明的批判現實的立場有關。經典作品能代代流傳，一定是因爲在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新的意義。畢飛宇對《促織》的解讀，也是因爲他在這篇小說中發現了他認爲很重要的東西，所以他做了文本細讀，逐字逐句去闡釋蒲松齡這樣寫的意義何在；在最後，他由這篇小說談到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欣賞不能脫離中國文化背景，也是看到了當下的文學批評和研究“刻舟求劍”的謬誤纔有感而發的。《聊齋志異》的文學和文化經典的地位，是一代代普通和專業讀者賦予的，畢飛宇的解讀當也是其經典化過程中的一部分，這再一次表明：真正優秀的作品無關長短，只跟它的藝術品質和思想價值有關。像《世說新語》中的那些段子，無非就是現在一條微博的長度，但對人物性格的刻畫方面絕對稱得上經典佳作。

侯德雲：您對《世說新語》的評價，我完全贊同。如果把話題拉進白話筆記小說範疇，我第一個要說的是汪曾祺。汪老爲人爲文，都有濃郁的隨筆氣息。他出過一本小書——《晚翠文談新編》，是我的文學教科書。汪老自訴，《大淖記事》裡邊的景物、風俗，都是實錄。這篇小說還有一個特點，前面三節，寫的都是風土人情，第四節纔出現人物，貌似比例失重。但寫景寫風俗，本來就是筆記小說的傳統，在這裡，用三節篇幅向傳統表達一下敬意，我覺得完全可以。我以爲汪老在1980年代以後創作的所有小說，都是筆記小說。汪老說他要像古人那樣“造語平淡”，他說他“希望更多地看到這樣的小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乾乾淨淨”。直說就是，他想看到更多筆記小說。

桫欏：我沒有專門研究過汪曾祺的創作，也沒有全部讀過他1980年代及以後的作品，所以不好評價。但我對汪老談筆記小說的一篇文章有印象，爲了這次對話我又從網上找了找，就是《讀一本新筆記體小說》這篇，是爲四位作家的筆記體小說合集寫的序言。他在文中談到：“讀者接受這樣的小說，也是對於這種精神（指現實主義精神）的要求。說得嚴重一點，是由於讀者對於缺乏誠意的、浮華俗豔的小說的反感。筆記體小說所貴的是誠懇、親切、平易、樸實。”這段話與您提到的汪老的意見是一致的。汪老曾談到小說最重要的是思想和語言，就汪老的主張來看，我認爲，儘管汪老被稱作“文體家”，但是與其說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筆記小說”，倒不如說他希望看到的是具有上述風格的小說。我們在中國小說史的範疇裡觀察，小說家的專業化影響了小說的表達，這其中西方小說技巧的引入是個轉折點，這使中國的小說逐漸離開了筆記小說的隨筆性、趣味性和傳統審美，進入到一個以技巧爲主的軌道上，當代小說家主要在琢磨各種高級的技巧，這個方向應該是與汪老的期待相左的。

侯德雲：西方小說技巧的引入，改變了中國小說的傳統。的確是這樣。不過好在，時至今日，筆記小說的脈流還在，依然閃閃發光。當代筆記小說大家，阿城算一個。他的《棋王》《樹王》《孩子王》，我們耳熟能詳。他還寫過一些短小的筆記小說，《大風》《成長》《舊書》等等，都堪稱精品力作。在這裡我想談談他的《會餐》。此篇長度不到《促織》兩倍，只有三千三百字，只能說是一篇較長的微型小說。我爲它寫過一篇評論——《活生生一羣嘴臉》，對阿城的寫人功夫，表達了欽佩之意。他在那麼短的篇幅裡邊，寫了上級的幹部、隊長、隊裡的老人、知青、本地青年，還有婦女和兒童，一幅羣像，個個栩栩如生。以這篇小說爲佐證，我可以大膽地說，從文言筆記小說，到白話筆記小說，走的是一條窄路，把寫人的那部分繼承下來，其餘的全部刪掉。古人在筆記小說裡，可以爲寫吃而寫吃，當代就不可以。當代當然也可以寫吃，但寫吃不是目的，目的是寫人。阿城的小說，寫吃的篇目很多，《棋王》裡寫，《樹王》裡寫，《孩子王》裡也寫，這篇《會餐》，更是從頭到尾，圍繞着吃來寫，但目的都是寫人。

桫欏：這首先是一個文體演化的問題，古代小說與現代小說的文體規範差別很大，筆記小說也是一個被“追溯”的命名，但我們既然將它歸到“小說”序列裡，不由自主會用小說的標準來衡量它，這也是整個社會的文學觀念變化引起的，但二者實難進行對比。再深一步說，從古代到現在，小說的路爲何會越走越窄？我想這也跟文學自身的社會功能相關，比如古代筆記小說中有以自然風光、典章制度、百科知識等爲主的作品，進入到現代，這些內容已經另有文體來呈現，文學的主要功能就窄化爲用形象化的語言表達人的情感體驗和審美感受，人當然會成爲文學的主角。這種變化也可能與社會分工細化有關，這也無所謂進步或者退步，是社會變遷得到了文學的反映。

侯德雲：還有一個阿成，是我們東北的，也是筆記小說大家。他的《年關六賦》《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趙一曼女士》《東北吉普賽》，都是我愛不釋手的作品。他的一些篇幅短小的筆記小說，是我經常談論的對象，比如《刀削麪》《早春飯攤》《簫聲》等等。拙著《伴我半生：一個人的微閱讀》，就收錄了兩篇關於阿成作品的評論。在筆記小說的元素之外，他還有讓我喜歡的一點，語言的東北味。我也是東北人嘛。大連與哈爾濱，相距九百三十多公里，說近也不算太近，但兩地的語言體系有相通相應的一面。另外在江浙一帶，我熟悉的文友當中，也有不少筆記小說的高手，比如江蘇的相裕亭和浙江的謝志強，這二位近年來無論是創作數量還是質量，都令人刮目相看。

桫欏：改革開放以後，筆記小說被“復活”了，東北當然是重鎮，其他地方的優秀作家也是燦若星河，就我瞭解的還有東北的於德北，江蘇的蘇北，河北的李永生，山東人但在北京生活的王培靜等等，這是一個龐大的優秀寫作羣體。筆記小說興盛的主要原因，我認爲有兩點：一是從內因上看，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從根本上爲筆記小說準備好了土壤和養料；二是從外因上看，網絡閱讀的普及爲筆記小說的流行創造了條件，筆記小說大都篇幅短小，更適合“讀屏”的閱讀方式。

侯德雲：我心目中理想的筆記小說是這樣：它的敘述要有古典筆記的美學趣味，說白了就是要有隨筆的筆意，像章太炎所說的“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也像蘇東坡所說的“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是其一。其二，它必須以“人”爲中心，無違於當代小說觀念。我想，一個寫作者，只要喝得下這兩杯酒，就一定會成爲一個出色的筆記小說家。

桫欏：就像您的創作一樣，筆記小說是豐饒的中國社會生活滋養出來的文體，有着久遠的中國傳統，天然帶有中華文化的美學特質，說它是中國文學特有的樣式也不爲過。所以，從審美韻味上，具有文人情趣的那種美學質感是它很重要的特色。筆記小說一般都篇幅短小，但篇幅短小的小說就一定是筆記小說嗎？不一定，我覺得區分的標準就是要看它是否具有筆記小說特有的美學韻味。從主題上講，筆記小說常常是方寸世界裡見大千；而從創作角度講，是戴着鐐銬跳舞，所以寫好殊爲不易，但這也更增加了創作的樂趣。我和您一樣，盼着有更多作家投入到這個領域裡來，在新的媒介環境下創作出更多爲讀者喜聞樂見的作品。

作者

侯德雲

HOU DE YUN

侯德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大連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出版《天鼓：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寂寞的書》《那時候我們長尾巴》《誰能注視我一生》等隨筆、小說集十五部，多篇作品被《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刊轉載。

桫欏

SUO LUO

桫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從事文學批評和網絡文藝評論工作，現爲河北省作家協會文學院研究員。評論文章見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報刊，出版評論集《閱讀的隱喻》《網絡文學：觀察、理解與評價》等，獲第二屆孫犁文學獎、《人民文學》近作短評獎、第六屆《芳草》文學獎、第六屆詩探索·中國詩歌發現獎。

刊發於《當代人》2021.12期

編輯丨耿鳳 設計丨李冉審校丨王瑜

終審丨郭文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