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年輕人性生活消失？調查曝光：蕭條了

大陸年輕人性生活消失？（示意圖／達志）

「性蕭條」調查！大陸年輕人和中產消失的性生活。（圖：shutterstock）

據《鳳凰網》報導，「性」在中國年輕人中的存在感正在減弱。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一同發起的「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中，6828份有效問卷顯示：年輕一代的性活躍度在下降。只有大約一半的95後（1995年-2003年間出生）每週有不少於1-2次性生活，頻率低於80後和90初。

最年輕羣體不是性生活最活躍的人羣——這不符合人們的傳統印象。另一個數字揭示了更加「冷淡」的現狀：在最年輕一代中，14.6％男性和10.1％女性（注意：他們均有伴侶）表示，過去一年沒有性生活，這個比例高於70後、80後、90初。

「相當大比例的中國年輕人處於無性婚姻／關係中。」調查發起人之一、北京大學社會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說。於嘉回憶，她讀大學時最火的電視劇是《奮鬥》，李小璐飾演的都市女孩偷戶口本去結婚。在當年，「爲愛奮不顧身」是浪漫愛的典範，可放到今天，恐怕要被觀衆「罵醒戀愛腦」。

變化從更年輕的00後中得到預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茅倬彥等人2022年調查了大陸全國32282個大學生的戀愛狀況：25％的大學生不僅沒有戀愛經歷，也沒有戀愛意願；46.14％的大學生沒有戀愛經歷；有戀愛經歷的那一半中，發生性行爲的不到六分之一。按照一位日本學者的說法，年輕人進入了「戀愛（嫌）麻煩時代」。

這讓人想到《鳳凰網》關心過的年輕人選題：這一屆年輕人忙着保送研究所、就業（而非創業）、被大廠反覆面試19遍、相親400次無果、等待被裁員或主動當全職兒女、富養貓狗、買黃金、考察鶴崗化的「白菜房」、苦攢定期存款靠利息生活、憂心晚年預存養老金……要操心的實在太多了，哪有餘力談戀愛？

再來對比一下95前羣體。「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發現，有固定伴侶的國人中，性生活最活躍的分別是80後男性和90初女性。67.9％的80後男性和64.6％的90初女性表示每週至少有1-2次性生活。但超出研究者預料的是：中產的性生活也被剝奪了。

性社會學專家潘綏銘曾指出，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擁有更活躍的性生活。這觀念深入人心，但這次調研顯示，80後、90後男性裡，教育程度和性生活頻率的關係呈現反比。

80後男性中，近三分之一（31.4％）高中以下學歷男性每週有3-6次性生活，遠高於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同齡人；而90後和00初（1990年-2002年出生）研究生以上學歷男性中，超過半數月均性生活不到1次。

「我們認爲應該特別關注新興的年輕中產階級，儘管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但相對而言性生活匱乏。」報告提示道。

事實上，在性蕭條趨勢上，環球同此涼熱。2018年，美國大西洋月刊率先刊登文章《性愛降級》指出這一現象：不過才一代人之隔，高中生性經歷就從大多數人都有過變成了大多數人都沒有過，美國青少年懷孕率掉到了當代峰值的三分之一。研究愛與性的人類學家海倫·費希爾（Helen Fisher）指導了某調查公司連續8年的美國單身人口調查，「每年整個公司對美國人性生活的貧瘠——這包括千禧一代——都非常驚訝」。

作爲「低慾望社會」代表，日本同樣難逃「愛的蕭條」。日本作家牛窪惠在紀實文學《不談戀愛的年輕人》中回憶她的大學生活——浪漫愛神劇《東京愛情故事》《悠長假期》誕生的90年代，和男朋友約會可比上課、研討會、社團活動重要多了。在日本泡沫經濟最旺盛的80年代，六七成18歲-34歲男女有交往對象；到2015年，數據發生翻轉，20歲羣體中超七成女性、近八成男性沒有對象。

《性愛降級》作者列舉了一連串當代困境，試圖理解美國年輕人的轉變：「巨大的經濟壓力，飆升的焦慮人羣比例，脆弱的心理健康，抗憂鬱藥物的廣泛使用，流媒體電視，環境中塑化劑泄漏出的雌激素，睾丸激素水平的下降，網上的小黃片，按摩棒的流行，交友軟體，選擇無力，無所不在無所不管的父母，立業當先的態度，智慧手機，新聞週期，信息超載，缺覺，肥胖……不勝枚舉。」

悲傷的是，幾乎每一條（或多或少）都正在中國年輕人身上發生。於嘉指出，所謂的性蕭條更多是一種「被動剝奪」——「原本理應是我們自己的生活，卻在更大程度上被工作、孩子、教育等佔據了。全球的經濟情況（下滑）阻礙了年輕人形成親密關係。」

懷着調查數字引發的好奇（和懷疑），作者和四對90後情侶聊了聊。他們分別生活在一、二、三線城市，有的已婚已育，有的新婚不久，有的剛結束單身。作者想知道他們此刻（2024年秋冬）的情感生活，真的「蕭條」「降級」了嗎？

30歲的劉也和先生趙睿的生活節奏與許多職場夫妻一致。趙睿每晚加班到11點，到家後需要坐在窗前發會兒呆。爲保證第二天的工作狀態，他們要在12點入睡。劉也在外企工作，早晨7點40起牀、準備通勤一小時時，先生已經坐上去往公司的順風車了。

趙睿每週單休，劉也有時在週末做副業。他們向我做了一道算術題：兩人每月只有三四天能徹底擺脫工作、享受生活——還要排除女性生理期。這道算術題冷酷驗證了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慾之死》裡的論斷：「績效原則已經統御了當今社會的所有生活領域，包括愛和性。」

「大家都在996（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中午和傍晚休息1小時／或不到，總計工作10小時以上，並且一週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過什麼性生活？」劉也說，答案顯而易見，「性的本質是生命力。如果工作把你的生命力給榨乾了，就沒有空間去發展。」

方冰儀和陳昊已婚已育，他們生活在一座二線城市。下班後，這對夫妻的大部分時間留給了孩子。陳昊認爲性蕭條總體上是「一個不夠普遍的僞概念」，因爲在他周邊，人們的生活依然「活色生香」，但他同時認爲妻子就是一位性蕭條人士——這位保持着旺盛精力的男士所期望的週期是每天，這令方冰儀頭痛甚至崩潰。「你每天下班、當完媽，你只想擁有刷會兒手機，想睡就睡的時間。」方冰儀說。

戀愛半年的楊曉茜和小胡正處熱戀期。兩人分別住在某一線城市的東、西兩頭，每次見面坐地鐵就要花1個小時。他們的見面頻率保持在每月五六次，性生活頻率則斬半。這是雙方理智友好協商後的結果——兩人都希望把難得的約會放在爬山、攀巖、去公園曬太陽這些事上。在他們看來，所謂的「羅曼蒂克消亡史」始於「假期過於珍貴了」。「看看藍天、呼吸新鮮空氣也是身體需求的一部分，這可能是打工人更需要的釋放。」

林萌和男友吳飛過着室友般的同居生活。在林萌眼中，吳飛是她精神和生活上的最佳伴侶，而不是身體上的。「我經歷過（身體）更合適的伴侶。」林萌說，她希望理解並尊重自己身體的感受。而吳飛的態度是：「一直對這事沒啥慾望。」林萌聽過一個說法，如果結婚第一年每做愛一次打個紅色對勾，以後每年換個顏色打勾，人生最後可能還是紅色最多。這對情侶的「錯位」，最終以林萌的退讓告終，她選擇自己解決。

2024年1月，韓國播出了一部關於當代人愛慾困境的電視劇，《好久沒做》（Long Time No Sex）。一條豆瓣熱評寫道：「雖然都是衝着性喜劇來的，但是看完四集之後，還做啥呀，窮人光是搞錢就已經掉了半條命了。」

「東亞人都非常累，中國人很緊繃，」於嘉說，「緊繃背後的原因是，我們不是傳統的福利國家，非常強調家庭和個人的作用，這導致社會的安全網是不夠的。如果我們稍有鬆弛，就可能跌落到一個非常低的社會位置。」在生存受到威脅時，愛情和性被「合理犧牲」了。

《不戀愛的年輕人》裡解釋了泡沫經濟崩壞如何作用在日本年輕人愛慾消退上：在經濟安全感破滅後，「失去1萬日元的痛苦感遠比獲得1萬日元的滿足感大得多，因此，人們會爲了避免失去而過度保護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與之對應的生活態度是：「似乎已經看透了任何事情『反正不過如此』，這背後溢滿了對國家及企業的心灰意冷，『反正國家和企業都不會保護我』『反正日本也就這樣了』」。由此，這些年輕人帶着不符合年紀的「透徹」終於打開「簡單活活」的低慾望模式。

而這正是作者的單身朋友李念的生活縮影。她自稱「70分低慾望踐行者」：33歲，在一座三線城市事業單位工作，獨自生活，上六休一，朝八晚六，經常加班。這是一份聽起來安穩，實則枯燥的工作。李念每天要花費大量腦細胞揣摩領導意圖、搞好辦公室政治、解決羣衆投訴。

李念說自己過的是「倉鼠跑輪」式的單調生活，「除了疲憊，沒有別的感受」。不僅如此，她對很多世俗意義上的消費——房、車、旅遊、買買買——失去興趣。到了寶貴的休息日，她只想自己待着，更別提發展親密關係了。「如果我家裡再來一個人，可能會讓我（已經快被榨乾）的生活無限地擠到一個牆角里。」

當聊到主題「性慾望」時，李念打趣自己「英年早衰」。「我對生理需求的慾念很低，它對我來說真的是吸引力不大。」

「你經過一天無意義的工作消耗之後，你會覺得你的生存質量特別低。你說你缺吃的嗎？不缺。你的基礎生存需求沒有滿足嗎？不，你都滿足了。但你就是勉強地活着。」李念說。接受訪談這天，是她連續上班的第9天。她用略帶誇張的語氣補充道，「我每天恨不得爬到單位。」

當談論性蕭條時，是否應當首先關心什麼是性繁榮，或者性正常？

2011年，美國學者曾根據年齡因素對性能力的影響規律，得出了「性愛頻率公式」。即用年齡的十位數乘以9，得到數字的十位數代表一個性愛週期的天數，個位數代表應有的性愛頻率。比如30歲乘以9是27，代表20天內性生活頻率爲7次。

李念曾看到有文章寫，每週和伴侶發生肢體接觸達到多少分鐘纔是健康的。下面有人留言：「果然不愛了」。李念不認同所謂的「科學依據」，她說：「身體是自己的，你想怎麼用它，你就怎麼用它。爲什麼要被這些數字裹挾？」

色阿是性教育團隊「莓辣」的創始人。這個她在高中畢業後創立的團隊曾把她送進富比世中國30歲以下精英榜單。「性是普通人爲數不多的可以掌握的權利，我們還能掌控自己的身體。」色阿說。但她否定了所謂「正常數字」的觀念：「大家總是希望有一個正常值，其實是沒有的。儘管有統計意義上的平均值，對每個個體的參考意義非常低。」

劉也有性別領域學術研究背景，她認爲，「正常數字」只與伴侶雙方的性需求有關——伴侶一起商量出兩個人都可以接受的頻率，這就是正常數字。

在美國一檔親密關係播客裡，一名女性指出自己一直爲性生活頻率「不達標」感到不安，直到意識到這種焦慮是被大衆文化塑造的。媒體和影視作品（包括「小黃片」）持續宣傳着並不真實的頻率、方式、快感標準，卻構成了真實生活的參照系。大西洋月刊通過大量訪談印證了這一觀點，「大多數人仍然認爲其他人總是有很多性生活，然而事實遠非如此。」

相比之下，在中國大衆文化中，性恥感仍然強烈地存在着。儘管和日韓共享相似的東亞困境，國內少見《好久沒做》這類直白分析情慾問題的影視作品，甚至反向追起了「雙潔」設定（原指網路小說中男女主均是處子之身）。即便是大熱綜藝《再見愛人》——這檔火了四季的婚姻紀實真人秀邀請了那些徘徊在離婚邊緣的娛樂圈真實夫妻——也十分純潔。

於嘉是《再見愛人》的觀衆，在我們見面前，她還在手機上追了一會兒。她從一些嘉賓的隱晦講述中察覺他們可能存在性生活問題。比如，曾有一位男嘉賓暗示這件事很重要，他妻子卻是迴避態度。但在節目裡，這些內容無法得到嚴肅討論。

劉也曾做過無性戀人羣的學術研究，並從中觀察到一個弔詭的現象：「無性戀在人羣佔比約3％。（因爲）性在國內不能夠被擺在檯面上，所有人都在呈現自己是『無性』的狀態。這個時候你就看不出來中國人裡誰是真正的無性戀。」

「在中國，人人都是『無性戀』。」劉也說。

一個被討論過很多遍，但依然值得再次陳述的事實是：我交流過的每位女性都經歷過性羞恥階段。劉也上大學前，對錶姐說，結婚前絕對不會發生性關係（她也不知道自己哪來的篤定，並收穫了表姐意味深長的目光）。

方冰儀回憶大學畢業後，她和陳昊約會只能「偷偷的」，並對父母謊稱是去見女性朋友。家庭禁忌在她婚禮那天突然被打碎了，奶奶當着衆人的面交待她，睡在你丈夫的哪一邊，就能生兒子。說完，在場親友露出意味深長的笑容。

「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中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是，年輕女性的性觀念比以往開放，與此同時，年輕男性有向保守迴歸的趨勢。

在「女性在性生活中的角色」問題下，總體上，不同性別、年齡受訪者都認爲女性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其中年輕男性的態度出現了迴流——這張圖表呈「倒U型」：80後男性更主張性別平等，隨後90後男性又迴歸保守。

而女性版本的圖表幾乎是一條向上直線：越年輕的女性越重視自己在性生活中的權益。

不僅如此，在關於「性行爲目的」的問題下，大多數人不認同「爲了生育」——調查強調，「這種轉變被視爲性革命的意識形態基礎」。在女性受訪者中，「性行爲是爲了履行配偶義務」的回答也急劇下降，只有4％的90後女性選擇了這個答案。與男性相比，更多的女性認爲性行爲的目的是表達感情。

當作者向方冰儀陳昊夫妻提問「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問卷裡的問題，比如性生活頻率以及對這個頻率是否滿意時，方冰儀坦率回答，她不滿意——她認可的頻率是「一週1-2次」而不是「每天」。她說她曾向丈夫分享同事的情況，藉此旁敲側擊，但丈夫「除了覺得自己厲害以外，沒有任何改觀」。「我覺得理想的狀態是互相取悅，但我現在更多是爲了取悅他。」

一直安靜旁聽的陳昊在此時加入了討論。這位高校教師禮貌地指出，妻子的冷淡叫作「結構性冷淡」，「所謂的蕭條／正常／繁榮是相對的，座標系是以每個人的情況爲原點」。

我對他的說法不置可否。我問他，聽到方冰儀的感受後，會做出來改變嗎？

「我覺得需要改變的是她。」他答道。

色阿和同事在工作中會收到大量網友的諮詢。她發現，男女兩性關心的事情不一樣：男性更擔心身體機能是否正常；女性更擔心慾望是否正常——無論覺得慾望太高（頻率爲每天／次），還是太低（頻率爲每月或更久／次），她們都會產生羞恥感，害怕自己「不是一個好女孩」。

我問劉也，男性和女性作爲主體討論性時有什麼不同。她想了想告訴我，女性更歸咎於個人感受／體驗，而男性更引向權力。

「男性在談論性時，本質上是一種對權力的使用。比如講黃段子，本質上他覺得我凌駕於你，我有權力這樣討論你。」她說，「男性很少勇於暴露性方面的不和諧，希望呈現男性氣概。但這也是一種禁錮，他們很難啓齒告訴別人自己的困境。」

而女性在聊這個問題時，「更像是女性之間平等、親密地尋求理解和幫助」。

在「中國人私生活質量調查」的婚姻部分，約81％的已婚受訪者（76％的已婚男性和84％ 的已婚女性）認爲，婚外性行爲是錯誤的。不過，與20年前其他學者的調研相比，已婚國人對出軌的反對比例下降了14％。

從離婚率來看，一個或許能讓關心中國婚育現狀的保守人士們安心的觀點是，「中國的婚姻其實挺穩定的」。儘管中國的粗離婚率數字一路走高，但是於嘉提到，如果橫向對比美國、韓國、日本等國，中國婚姻整體還處於非常穩定狀態。重要原因是：中國家庭是「子女中心主義」——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佔據主導。

這意味着，在中國，或者說在東亞，性、愛、婚、育往往是一體的。學者伊慶春曾提出中國人「婚育套餐」的說法，就像買漢堡必須搭配薯條，談戀愛是爲了結婚，結婚是爲了生子，生子意味着買房、教育等一連串任務——於嘉提到一組統計數據，2010-2015年結婚的中國家庭裡，56％在婚後一年生了孩子，77％在婚後兩年完成生育。

於嘉說，也許不是人們對性失去了興趣，而是被那一系列附帶、捆綁的東西嚇住了——「性蕭條只是一個表象，根本原因是人們想從傳統家庭對於個體的規範、約束中逃離。」

牛窪惠也在書中強調了「婚育套餐」的高昂成本。她認爲，「在巨大戀愛風險與不良債權已然暴露的現代社會，告訴年輕人『不要害怕』『要勇敢地去愛』」是不負責任的。想向年輕人推銷婚育套餐，那「大人們」理應「創造出一個能夠重獲失去之物，即使置身底層也可以逆襲翻身的社會」。

訪談結束後幾天，劉也特意發來幾條語音。她補充道，這個私密話題有一個時常被隱去的背景：我們的國家、社會希望人們擁有性生活嗎？

最近，電影《好東西》裡出現了單親媽媽和女性好友「結伴帶娃」的敘事，「離異抱團養娃」「單身互助養老」等話題也被一再討論。「人們開始探索傳統之外的生活方式，它只要能夠適應你的生活，能完成婚姻提供的部分功能就足夠，因爲有的人不需要婚姻的全部功能。」於嘉說。

所以個體視角下的性蕭條未必是壞事——如果它符合關係中被忽視一方的需求，比如方冰儀，如果它體現了跳出婚育套餐的勇氣，比如李念，那它就是積極的，甚至是自由的。

正如美國性學研究專家黛比·赫本尼克（Debby Herbenick）提醒我們的：性蕭條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對壞的性行爲的健康反應，「人們比以往更敢於說出『我不要，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