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說“在一個縣裡，寧缺一個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稅務局長”
對一個公司來說，財務部門是不可或缺的部門。
對於國家、城市乃至是鄉鎮的管理也是這樣，陳雲就曾說過，在一個縣裡，寧缺一個組織部長，也不能缺一個稅務局長。
稅收事業的開創者與奠基者
陳雲是新中國稅收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的稅收思想在我國的經濟建設特別是50年代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實早在抗戰時期，陳雲的稅收事業就已經開始了。
1944年新春伊始，陳雲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該辦事處政治部主任，這是陳雲以主要精力從事領導財政經濟工作的開始。
在陳雲主持西北局經濟工作之後，就開始着手整頓稅收。
他倡導財政收入主要靠稅收來取得，“財政方針，基本上是稅收。要解決問題，一方面靠自己動手，一方面靠稅收。”
並一直貫徹開源節流、多收少付、量入爲出的財稅思想，把稅收工作提到一個較高的位。
1945年2月1日，他在陝甘寧邊區財政廳工作檢討會上講話時說:“財政工作是什麼方針？是生產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
陳雲主持邊區財經工作不到一年半時間，在他的努力下，陝甘寧根據地的稅制得到極大的統一，財政收入大爲增加，不僅對打破封鎖、實現邊區軍民的豐衣足食，爲抗日反攻準備力量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也爲解放戰爭作了重要的經濟準備。
1945年9月，也就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陳雲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
到東北後，由於形勢需要,陳雲以主要精力從事軍事工作和羣衆工作，但總是抽出部分精力過問財經工作。
1946年3月13日，在通河干部座談會上，陳雲同志就專門提到了財經問題，他認爲財經問題就是收支問題，而稅收和公糧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他贊成稅收的統一，認爲“相當的統一是要的”。
1948年6月10日，陳雲正式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經工作。
通過一番努力，東北地區的財經形勢得到控制，爲東北的解放奠定了經濟基礎。
隨着戰爭局勢的發展，東北的城市逐漸得到解放，爲穩定稅收秩序，保證財政收入，在稅收政策上實行對新解放城市採取原封接收、逐步改造的方針，除了停徵一些名稱反動的稅捐,基本上沿用舊稅制。
1949年1月，東北地區在黨領導的各大行政區中率先實行統一稅制，從而建立了多種稅互爲補充、互爲制約的複合稅制，爲穩定經濟秩序、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爲建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稅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人民真正成爲國家的主人，稅收成爲人民政權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
陳雲從國情出發，反覆強調稅收對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他說，“稅收在我們國家收入中是第一個籌碼，這是不變的”。
爲什麼稅收在我們國家收入中是第一個籌碼？在陳雲看來，稅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假如稅收發生了問題，整個國家的財政就要發生動搖。
稅收情況的好壞關係到新中國能否如期成立，也關係到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政權能否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能否立得住，因此，陳雲強調，稅收任務的完成，不僅是一個財政任務與經濟任務，而且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
正因爲稅收在國家收入中具有第一籌碼的地位，陳雲強調，在收入方面，要按照規定的稅率嚴守政策，應收者確實收起，堵住偷漏。
爲了防止稅收漏洞，陳雲規定，不管有沒有爭論，要先付錢，不付錢就要罰滯納金，不能因爲有爭論就可以緩納，在這一點上不能有任何讓步，這充分體現了陳雲在稅收徵繳上的強硬立場和堅定原則。
稅收之所以是國家收入中的第一個籌碼，還因爲持續穩定的稅收收入是國家財力和宏觀調控能力的重要支撐。
馬克思曾指出：“廢除捐稅的背後就是廢除國家。”就這個意義上說，無視稅收的權威，就是無視國家政權的權威。
稅收最要緊，神聖不可侵犯。
陳雲向來非常強調稅收的及時性，發揮其槓桿作用。
他說，在整個收入概算中，要注意到時間性問題，收入要及時，如果要用錢的時候，錢沒有按照計劃收進來,結果是措手不及，別無他法，又要發票子，失去了稅收的作用。
所以，稅收的及時收入重要性很大，稅收是現金收入，每日能收進來，回籠作用大。
因此,稅收必須按時按期繳收。
陳雲充分利用稅收的槓桿作用，對經濟進行調節，在建國初的穩定物價鬥爭中，他指示“各大城市應將幾種能起收縮銀根作用之稅收，於十月二十五日左右開徵”，使投機分子措手不及，迅速穩定了物價。
建國初期，陳雲還強調，一個縣寧可暫缺一個組織部長，也要配備一個稅務局長。
可見陳雲對稅收的重視。
陳雲的財政工作
新中國建立幾十年來，陳雲同志不僅在理論上有許多精闢的論述，在政策上作出明確的指示，同時對財政工作也十分關心和支持，許多重要問題他都親自抓，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來。
在工作中他一直堅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反覆分析比較的優良作風；對幹部十分關心，重視對他們的培養和教育。
40年前，當解放戰爭取得全面勝利，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以後﹐財政收入主要在城市，當時陳雲很重視城市的稅收工作。
他說，我們要重點抓好城市工商稅收，這對克服當前財經困難，保證各方面的經費供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爲此，陳雲指示要統一全國工商稅收。
過去，國民黨統治區工商稅收很亂，各個老解放區稅收辦法也不統一。
1949年底，財政部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稅務會議，統一了全國工商稅收，制定了各種稅法和稅則。
在這個基礎上﹐陳雲又要求稅務幹部嚴格執行稅法，“收稅一定要按照稅率辦事，稅額要符合於稅率。”
爲了照章辦事並回答納稅人提出的問題，還要求稅務幹部徵稅時一定要隨身攜帶稅務局編印的稅收工作手冊。
爲了維護稅收的嚴肅性，正確處理稅務部門和納稅人的爭論，陳雲指出，“稅收最要緊，神聖不可侵犯。財政部沒有錢，什麼事也幹不了。”
並規定兩條：一是“有爭論應該用複議的辦法解決”，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稅務局設立的複議委員會複議，“不應該收的錢一個不要，應該收的錢一個不少”。
二是“不管有沒有爭論，要先付錢，不付錢就要罰滯納金，不能因爲有爭論就可以緩納”。
爲了順利地開展稅收工作，陳雲同志對稅務機構人員配置非常重視。
據有些老同志回憶，陳雲同志曾強調說，一個縣寧肯暫缺一個組織部長，也要配備一個稅務局長。
1950年3月，陳雲在代政務院起草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中又明確要求要各地最好的幹部去擔任稅務局長一職。
這對於加強稅務機構建設，增強稅收力量，鼓舞稅務幹部抓好稅收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
此外，針對稅務幹部缺乏工作經驗、業務素質相對較低的狀況，陳雲指出，“收稅不但要有稅率和稅目，還要有細則和辦法。”
陳雲要求幹部認真學習業務，精通業務，向一切內行的人學習。
“向左右、上下學習，也就是向同行學習、向上級和下級學習，特別是向下級學習”，還要“向蘇聯經驗學習”，同時對學習要“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
同時，要加強對稅務幹部的教育培訓，根據“幹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的原則，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培訓。
陳雲指出，我們的弱點是業務知識不足。
“在業務知識方面，我們要及時地總結經驗，培養幹部和提高幹部”。
爲了彌補建國初期稅務幹部緊缺、素質不高的不足，陳雲大膽地提出，“把舊職員招進來,給以訓練”，因爲“他們對業務很熟，只要在政治上教育好了，他們能做很多事”，因此陳雲覺得要大膽地使用。
陳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巨大政治勇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國成立初期，很多人不理解稅務工作的意義，有些幹部認爲稅務工作就是向老百姓收錢，是不體面的工作；甚至有的同志把新中國的稅收工作看成和國民黨收稅一樣，因而不大願意搞稅務工作。
針對這些片面認識，陳雲及時提出批評並加以解釋，他指出，“所有這些，都有一面的道理，但從全局看來，是不恰當的。”
他說，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幹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高級幹部的看法統一，非常重要”，因爲只有認識一致，才能做到行動一致。
50年代初期，陳雲對於工商稅收情況時時刻刻都很關注，每天都要看稅務總局報送的稅收日報表，隨時瞭解和掌握稅收進度。
陳雲對農村稅收也很關注。
建國初期，經過連年戰亂的農民生活比較困難，而他們又承擔爲鞏固新生政權納稅的義務。
怎樣保證既能完成稅收任務而又不至於使農民感覺很困難？
陳雲指出，必須加強城鄉物資交流。
他在估算當時全國糧食產量和土產收入的基礎上指出，關鍵是幫助把農民手中的土產品推銷出去，這樣農產品的收入大致和所負擔的稅收相適應，農民就不會感覺很困難。
否則，“土產推銷不出去，還要交公糧，老百姓就會有困難。”
陳雲這種考慮，不僅表現出他做財經工作既能正確提出任務，又善於指出完成任務方法的細緻深入的工作作風，也突出反映出無產階級革命家強烈的羣衆觀點，正如他所說的“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就是爲人民服務”。
陳雲對財政制度建設和支出管理也很重視，及時發現問題，及時作出指示，要求大家注意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1949年以前，解放區的軍政機關、學校、團體的經費，基本由各解放區自己籌集，財政管理也不可能統一。
1950年初統一了全國財經工作，軍政公教人員的經費由國家統一供給，決算和預算制度亟待規範。
1950年12月，陳雲代政務院起草了《關於決算制度、預算審覈、投資的施工計劃和貨幣管理的決定》，要求建立統一的預決算制度。
對於財政支出管理，陳雲也曾提出過許多要求。
1950年初，全國還有少數地方沒有解放，戰爭沒有結束，已經解放的地區經濟要恢復，國家財政情況很困難。
當時陳雲就提出，財力物力要集中使用，才能辦成幾件大事。
他還說：“國家的物力財力一定要用得恰當。所謂恰當，就是遲用、早用，多用、少用，先用、後用，緩用、急用的問題解決得好。這就需要有全局觀念。”
陳雲還指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還在戰時，先前方、後後方，先軍隊、後地方，仍舊是我們財政支付的基本原則。
我黨和我軍按照陳雲這些指示安排當年支出，1950年預算執行結果，既保證了軍隊的需要，又照顧了地方各種必不可少的開支，年終財政赤字只有2.9億元。
在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的條件下，實現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這是很不容易的。
1950年10月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國家財政如何保證戰爭的需要，是擺在我們財政工作人員面前的中心任務。
在安排1951年的財政概算時，陳雲遵循“邊抗、邊穩、邊建”的方針，向國家財政工作人員指出：第一保證戰爭﹔第二穩定國內市場﹔第三，“在照顧第一、第二之後，剩有多少錢，便辦多少事”。
按照這個原則安排財政收支，不僅保證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又適當解決了社會文教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開支，而且還拿出一部分財力搞經濟建設，全年財政還有一些結餘。
在和平建設時期，陳雲認爲，財政支出的安排必須保證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然後有餘力才能安排基本建設投資。
基本建設投資也必須優先安排在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點項目，實踐證明，按照這個順序安排支出，財力使用效益就好，經濟發展也順利。
在支出的管理使用上，陳雲曾反覆強調“厲行節約”的原則。
陳雲同志特別強調反對浪費，他曾經說過，國家的錢都是人民的錢，偶爾因爲一些原因浪費少數的錢，尚且可以請求人民的原諒，如果是一直這麼浪費下去，年年都這樣浪費，人民是不能原諒的。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時期，陳雲重新負責財經工作，對稅收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
當時經過十年，稅收對經濟的調節、監督作用已基本喪失，組織收入職能也受到很大程度約束，中央掌握的財力嚴重不足，無法適應經濟調整的需要。
陳雲深感問題嚴重，他不斷思考如何加強中央財力。
1983年初開始的“利改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
“利改稅”實行後，我國的稅收事業步入一個飛速發展的時期，幾近停頓的稅收工作迅速得到恢復，形成了多稅種、多層次、多環節的新的複合稅制體系。
但隨着改革的深入，利改稅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暴露，於是1988年開始考慮了稅制改革的方向———分稅制改革。
此時的陳雲年歲已高，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線。
但他仍一如既往關注中國的稅收事業，關注分稅制改革的進程。
1989年7月23日，陳雲找姚依林談話，姚依林提出將財政包乾體制改爲分稅制的設想。
陳雲同意這個設想，強調應該更徹底一點，因爲“中央可以救地方，地方救不了中央”。
1990年10月，李鵬看望陳雲時，談到要實行分稅制，以集中一點財力時，陳雲表示贊同，他說：“前幾年，權力下放過多，這是目前經濟混亂的一個根本原因”。
1994年2月9日，陳雲對上海領導人說“中央決定從今年起實行分稅制，使中央逐步集中必要的財力。上海和全國其他各地都表示贊成，說明大家是顧全大局的，我很高興。”
陳雲的治稅主張是不斷髮展的，是來源於對實踐經驗的不斷探索與總結，從而促進了中國稅制的健康發展，使稅收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爲國家鞠躬盡瘁
從抗戰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再到新中國建設、改革開放時期，陳雲對我國財政稅收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
陳雲遵循馬克思主義的指導，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稅收理論，他一生都在爲國家的財政工作而奉獻。
參考資料
《論陳雲在建國初期的稅收思想》湖南行政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