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青年毛澤東怎樣讀書

陳晉，1958年10月生，四川簡陽人。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研究員。曾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務委員。1982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後分配到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獲文學碩士學位。1986年分配到原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1987年調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歷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副主任、主任。主編《黨的文獻》與《文獻與研究》雜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20世紀80年代主要從事文藝評論和文藝理論研究，90年代主要從事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人物研究，併爲許多電視紀錄片撰稿。著有《當代中國的現代主義》《毛澤東的文化性格》、《文人毛澤東》《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大時代的脈絡與記憶》、《讀毛澤東札記》等，電視、電影文獻片作品有：《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新中國》《使命》《大國崛起》《偉大的歷程》等。

一、“讀書要爲天下奇”

出身農家的毛澤東，在韶山發矇之初，和其他農家孩子沒有兩樣，不過是略識之無，爲謀生之備。他當時的讀物，無非是私塾必教的《三字經》、《幼學瓊林》等蒙學讀本，《論語》、《孟子》、《詩經》等經學典籍，以及《左傳》、《綱鑑易知錄》等史傳著述。在韶山紀念館，還陳列着他當時讀過的《論語》、《詩經》，封皮上有他小時候的親筆簽名。這是他一生留下的最早閱讀痕跡。此外，毛澤東也像其他青少年一樣，喜歡讀《水滸傳》、《精忠傳》、《西遊記》等傳奇小說。這類讀物，屬於中國傳統文化在民間的普及和延伸。

1913年求學時期的毛澤東是學校中的佼佼者

關於私塾時期的閱讀感受，毛澤東在晚年多次談起，說是“讀過孔夫子，五經四書，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很相信孔夫子”。

父親毛順生，是一個典型的走上水的農民，一心想的是把毛澤東培養成種田的好把式，最好像自己一樣，兼做一些米穀生意；識些字，有糾紛能講出道理；會用算盤，做生意時不至於吃虧。這種安排，使毛澤東在讀了六年左右的私塾後，不得不延宕學業，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種田上面。

直到讀鄭觀應那本他“非常喜歡的”《盛世危言》，知道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應該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才使毛澤東眼前出現了一片新天地。人生未曾遠行，便有了新的遭遇。連鐵路、電話都未曾見過的毛澤東，有了新的夢想，開始把讀書與立志連在一起了。

1910年秋天，他考入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離家時抄寫了一首日本人寫的詩留給父親：“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16歲的毛澤東，此時未必清楚志向究竟是什麼，但以“學”立“志”，且志在四方之意，表達得很明白。

從1910年秋入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到1918年6月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近9年時間，除當兵半年，自學半年，他主要在學校讀書。年齡比多數同學要大，社會經歷也豐富一些，這使他在讀書問題上多有主見。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有個外號，叫“毛奇”。關於這個外號的來歷，一是說源於他崇拜當時的德國元帥毛奇，一是說他和同學們談論“立志”，常稱“讀書要爲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按後一種說法，毛澤東把“讀奇書”當作了成爲“奇男子”的關鍵條件。

在他的心目中，所立之志，相當程度上要靠讀書才能接近和確定，由此宣稱，“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爲學”。他當時幾乎有一種要讀盡世間書的雄心壯志。1915年22歲的時候，他對自己的閱讀生涯，曾私下做過一番設計。同年6月，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表示要效法康有爲自稱的閱讀經歷，即“40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40歲以後，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由此覺得，目前學校的教育方式，不能滿足自己這個要求，很是苦惱。經過反覆權衡，他還是認爲古代書院那種主要靠自學的方式更好。9月間，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要退出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去自學。所謂自學，就是找一個深山幽靜處，“讀古墳籍，以建基礎，效康氏、梁任公之所爲，然後下山涉其新”。這番表白，透露出他對傳統書院閉門求學方式的期期嚮往之心。後經朋友勸說，他纔打消退學念頭。毛澤東後來對學校裡“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一直不滿，從這裡倒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真正的閱讀，不只是精神消費，也是一種精神生產。有兩種閱讀情況：一種是像收購廢舊物質的商販，把一些現成的別人用過的二手貨拿來即可；一種是深入地下礦井的工人，靠自己去開掘和發現豐富的一手礦藏原料。崇尚自學的毛澤東，顯然屬於後者。

求學是爲了立志。毛澤東求學期間要立的“志”，又是什麼呢？

從他留下的文稿來看，最早談到的是“修學儲能”，即爲未來幹事情儲備知識才能。這和今天的青少年學子所追求的沒什麼兩樣。但很快，他的讀書追求便超越了這個目的。特別是在經歷了1915年袁世凱稱帝的亂局後，他深感袁氏之流，不能說無才無能，甚至是有大才大能，但“其胸中茫然無有，徒欲學古代奸雄意氣之爲，以手腕智計爲牢籠一世之具，此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能久？”看來，光有才能智計，終不能做成大事。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給他的老師黎錦熙寫了封長信，對修學到底應該儲什麼“能”，讀書到底應該立什麼“志”，來了一番徹底的反思。他說：今天許多人讀書立志，說是將來要當軍事家、教育家等等，是出於對成功前輩的羨慕，模仿別人，不算是真正的志向。只有根據“宇宙之真理”來“定吾人心”，纔算真有志向。什麼是“宇宙之真理”呢？毛澤東說那個東西叫“大本大源”。

“本源”這個概念，源自朱熹，爲近代湘學士風所追慕。說起來很虛玄，其實很有些像黑格爾說的那個“絕對真理”。要找到這個“本源”，途徑在“倡學”。也就是說，讀書的目的，在於尋找和確立心中的“本源”，然後“以大本大源爲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爲者乎？”

五四運動時期青年毛澤東

青年毛澤東很敬佩曾國藩。曾國藩談論本源，說“得大本大源，則必有定向，而不致搖搖無着”；青年毛澤東把沒得本源的人，比喻爲“秋潦無源，浮萍無根”，意思一脈相承。毛澤東甚至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許多人對此不太理解，或者予以迴避。正是在給黎錦熙的這封信中，毛澤東談到當時敬佩曾國藩，是因爲曾國藩能夠以一介書生平定洪楊，在於他學有“本源”，並且能夠用“本源”去“動”湘軍之“心”，“動”天下人之“心”。也就是說，他能夠以傳統的大道理和信念來治理湘軍，感染天下士子。毛澤東所敬者，即在此耳。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還說，近人當中，康有爲“似略有本源”，無非也是看重康有爲寫出了《孔子改制考》和《大同書》這樣的著述，提出了一些改良社會的目標理想。特別是其“大同”理想，很有些“宇宙之真理”的味道，而毛澤東當時的社會理想，恰恰也是讓人人“共躋聖域”，“天下皆爲聖賢，而無凡愚”，和康有爲的想法比較接近。直到1949年寫《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還把康有爲作爲“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說他寫了《大同書》，但“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讀書要爲天下奇”，所“奇”者，就在這個“本源”。明瞭這個目的，毛澤東表示：“將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探討所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

毛澤東當時探討“本源”的切入點，是人心。爲此，他很注重閱讀哲學和倫理學方面的著作，希望從中找到真理，“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再沿着這個思路往前走，他在1918年4月組織成立新民學會，提出“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的宗旨，就把尋求學術真理，以動天下之心的目的具體化了。

從尋找“本源”到“改良學術人心”，是毛澤東早期獨具特色的閱讀追求，是一條不可小看的伏線。他後來那樣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必須不斷改造主觀世界和思想意識，或發端於此。

二、“擇書”而讀，讀出個湖湘學風

怎樣才能找到“本源”，毛澤東的思路是比較清楚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談論“本源”的信中講：“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爲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

爲求“本源”，他求學時期下功夫讀的書，首推經史子集。

青年毛澤東閱讀中國傳統文史哲典籍的情況，可從他在湖南第四師範(不久併入第一師範)留下的一冊聽課筆記《講堂錄》中窺知大概。這冊《講堂錄》記於1913年10月至12月，內容是修身課和國文課。講修身課的楊昌濟，深研宋明理學和康德哲學，講課中很注意從道德倫理和爲人處世等方面來教育學生，毛澤東所記，主要是傳統經典講修身方面的內容。講國文課的袁仲謙，特別喜歡唐代韓愈文章，毛澤東所記，主要是韓愈文章的一些詞句解釋。從他當時的通信和留下的其他文稿看，他比較喜歡和讀得比較深的經史子集，有《老子》、《莊子》、《墨子》、《論語》、《孟子》、《禮記》、《中庸》、《大學》和《朱子語類》、《張子語類》等諸子經典；有《尚書》、《左傳》、《漢書》、《史記》、《昭明文選》、《昌黎先生集》(《韓昌黎全集》)、《古文辭類纂》、《讀史方輿紀要》等。這番閱讀，爲他打下終生受用的國學基礎。

閱讀傳統典籍，是那時學子們的普遍現象。毛澤東的特點不是被動接受，更多是帶着研究的眼光來讀。如果有興趣翻看中央文獻研究室和湖南省委共同編輯的《毛澤東早期文稿》，很容易引發一個猜想：假設他後來沒有成爲革命家，而是當學者做學問，也一定會成爲文史領域很有建樹的學問家。

所幸的是，在這封信中，毛澤東例舉了一本他所“擇”之書的範本，曾國藩編輯的《經史百家雜鈔》。這是曾國藩選編的一部古文選集，所選文章上自先秦的《尚書》，下迄清代姚鼐的作品，分論著、詞賦、序跋、詔令、奏議、書牘、哀祭、傳志、敘記、典志、雜記十一類，七百多篇文章，是繼姚鼐《古文辭類纂》之後又一部系統的國學經典讀本。在編選標準上，除姚鼐強調的義理、詞章、考據外，曾氏又增加了一條“經濟”，即“經邦濟世”、“經世濟民”，目的是使選文與政事結合，通過對文章的學習，以瞭解歷代的治亂興衰。《經史百家雜鈔》是崇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曾國藩，爲教育子侄後輩成才編選的，本意爲自用，後來付梓，清末民初，流行一時。

青年毛澤東畫像

毛澤東在信中對該書的評價是，“盡掄四部精要”。意思是該書從義理、辭章、考據、經濟四個方面，把經、史、子、集的精要都提煉出來了。他還說，國學的精髓在於“文”與“道”的統合相融，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畸於文”，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卻“二者兼之”，“所以可貴也”。

毛澤東的學風淵源，由此奠定。他當時比較多地受到以王夫之、顧炎武爲代表的明清實學和晚清以曾國藩爲代表的湖湘學風的影響。楊昌濟提倡研究船山(王夫之)學問，毛澤東則經常到傳承和發揚王夫之學術精神的船山學社聽課，他稍後創辦的自修大學，也借用船山學社的社址和經費；對顧炎武的《日知錄》，他讀得很熟，推崇其“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的學風和作風；嶽麓書院在傳播湖湘文化上居功至偉，毛澤東耳濡目染書院的文化氣氛，刻在院門上的“實事求是”，以及山門上的對聯“唯楚有材，於斯爲盛”，對他的影響不可小看；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譚嗣同的《仁學》，以及他的老師楊昌濟的《論語類鈔》，對他早期思想學風的浸潤，更是多多。

青年毛澤東“擇書”而讀，讀出個以曾國藩爲代表的湖湘學風，是在情理之中。

毛澤東出生時，曾國藩剛剛去世20年。曾國藩是湘鄉人，毛澤東的外婆家即在湘鄉，離韶山很近。毛氏家族有不少人投入曾國藩創建的湘軍，立功受封成爲提督、總兵者就有三位。他小時候讀過的《曾文正公家書》，保存下來卷五、卷七、卷八和卷十，共四本。封面上寫有書名、卷別，右下方豎寫有“詠芝珍藏”，均爲毛澤東親筆。從小耳濡目染的“鄉賢情結”，還不是主要的。關鍵在曾國藩治學，講求“本源”，才做出那樣大的事情，成爲晚清的“中興名臣”。

湖湘學風對毛澤東的具體影響，當時主要在修身處世方面。他在當時的書信、筆記或文章中，經常引用《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中一些修身立志方面的話來自勵。諸如，“精神心思，愈用愈靈，用心則小物能闢大理”，“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等等。不能小看這類像人生格言的東西，湖南近代出那麼多傑出人物，不能說和湖湘文化在學子中的普及浸潤沒有關係。

三、“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

毛澤東接觸新學和西學，稍晚一些。

他發矇時，科舉廢，學堂興，新學大倡，各種介紹西學的報刊書籍已經比較普及。但在湖南韶山沖這個閉塞山區，新思潮的衝擊力似還十分微弱，教育環境依然是舊式的。直到16歲時，從表兄那裡借閱《盛世危言》這本新學著述，他纔開始“睜眼看世界”。可以說，是新學把毛澤東引向了新的天地。

從1910年下半年赴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後，毛澤東孜孜攻讀傳統典籍的同時，開始關注新學，讀了不少介紹西方歷史和文明的書。比如，他從同學蕭三手裡借閱過一本《世界英雄豪傑傳》，在書中用墨筆畫了不少圈點，圈畫最密的是華盛頓、林肯、拿破崙、彼得大帝等人的傳記。還書的時候，他對蕭三說：“中國也需要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纔不致蹈安南(越南)、朝鮮、印度的覆轍。”

青年時期毛澤東與家人的合影​

現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裡，還保存一本毛澤東當時讀過的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第4號，他在該刊所載的梁啓超《新民說·論國家思想》一文處，批瞭如下文字：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爲人民所制定，君主爲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爲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段話很珍貴，是目前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閱讀批語，也是他表達政見的最早文字。看來，他思考現實政治的起點，是康梁維新派的主張。1936年在保安，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陳：“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刊，講的是康有爲的維新運動。其中一本叫作《新民叢報》，是梁啓超主編的。這些書刊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那時我崇拜康有爲和梁啓超。”

關於湖南知識界在戊戌變法前後傳播新學的情況，毛澤東在1919年寫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有過描述。他說：“二十年前，譚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學會，招集梁啓超、麥孟華諸名流，在長沙設時務學堂，發刊《湘報》、《時務報》。一時風起雲涌，頗有登高一呼之概。”這種新學氣象，實爲湖湘學風的發揚。正是在接觸這股新學思潮後，毛澤東說自己當時的感受是：“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

其實，毛澤東在東山小學堂讀到維新派康、樑的著述時，他們的主張已經過時。梁啓超主辦的《新民叢報》已於1907年停刊。1911年毛澤東到長沙，才第一次即時讀到反映新學的報刊，思想開始跟上現實時代。當時在知識界和思想界引領潮流的報刊是《甲寅》、《民立報》等，他後來說，自己在《民立報》上看到廣州黃花崗起義的報道，看到“同盟會的綱領”，覺得是“激動人心的材料”。從此，他開始遠離康、樑的改良主張，轉向孫中山、黃興革命派的立場。辛亥革命期間，他在新軍當兵，從鼓吹革命的報刊《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還讀到江亢虎在報上發表的《中國社會黨章程》，特別是江亢虎和宋教仁在報刊上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文章。他覺得很新鮮，便四處寫信和朋友討論。

毛澤東比較集中地閱讀新學和西學著述，是1912年在長沙定王臺圖書館自學半年期間。其中，嚴復翻譯的一批名著，給他印象很深，諸如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約翰·穆勒《穆勒名學》、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羣學肄言》，涉及哲學、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學各個方面。他當時還讀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書籍，以及古希臘羅馬的文學作品。1936年同斯諾談到這半年自學，他說是“極有價值的半年”。1959年，他還同外賓談起當時的感受：“我崇拜華盛頓、拿破崙、加里波第，看他們的傳記。我相信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是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

進湖南第一師範後，毛澤東讀的新學著述就更多了。一師的老師，學貫中西者不少，經常向學生推薦一些西學新學著述來讀。從全國思想界的動向看，經過辛亥革命後一段時間的沉悶，新文化運動開始醞釀。毛澤東在校期間，是醞釀新文化運動的《青年》(1917年改爲《新青年》)雜誌的熱心讀者，對上面的一些文章，甚至可以背出來。1917年，他還在上面發表了題爲《體育之研究》的文章，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口號。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在報刊上公開發表的能夠拿得稿酬的文字。

或許受到倫理學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更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向來講求心性修養，毛澤東當時讀新學西學，比較感興趣的是西方倫理學和哲學方面的內容。他當時手抄過楊昌濟翻譯的一部《西洋倫理學史》，共7冊。

陳晉 著《毛澤東閱讀史》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4-1

對求學期間閱讀新學西學的動力和感受，毛澤東在30年後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有一段概括。他說：“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爲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

這些話雖事後所說，卻也道出毛澤東早年的真實心跡。可證之他的同學張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一段日記。這天的日記說，毛澤東和他談道：“現在國民性惰，虛僞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託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

“本源”之光彷彿透露於新學之中。在他看來，能夠從根本上“動”天下之心，進而改變中國的“本源”，似乎只能從外國輸入，從托爾斯泰這些人宣傳的，對中國來說具有“革命”意義的新思想中去尋找。因爲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了。“別求新聲於異邦”(魯迅)，在那時青年學子中不在少數，因爲他們超越了康有爲的“託古改制”，也有別於張之洞提出的“中體西用”。

本文節選自陳晉著《毛澤東閱讀史》三聯書店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