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 “即使俄烏停戰, 世界也回不到過去了”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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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遠征
中銀國際研究有限公司
【導讀】近幾年來，圍繞“建立什麼樣的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問題，國內外爭論激烈。那麼，“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到底該如何定義？
曹遠征指出，所謂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是相較於“二戰”前依靠實力相互競爭的單雙邊爲主的國際秩序而言的。這一體系包括以聯合國爲代表的國際政治協商機制、以自由貿易爲宗旨的開放市場經濟機制和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機制。它的建立，帶給世界幾十年和平與發展。但俄烏戰爭及隨之出現的西方對俄製裁，卻把規則當作“武器”，非理性地動搖全球化制度根基，嚴重挑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曹遠征認爲，作爲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防止某些國家的無理性輪番制裁對規則的破壞，對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及經濟全球化的過分傷害。要從全球化的角度，超越冷戰思維，以和平與發展爲原則，鞏固現有國際多邊治理的陣地，尤其是區域治理平臺，從不同類型國家平等競爭出發，改善在現代化道路上各國交流合作機制，以實現共贏、鞏固經濟全球化成果——這些纔是跨越俄烏衝突陷阱，面向未來的建設性態度。但同時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即使俄烏停戰，恢復和平，世界也回不到過去了。面對一個日益區域化、地方化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國應以RCEP爲抓手，以“一帶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爲經濟金融治理理念，將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建成新型經濟全球化的標杆地區。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6月刊第18-29頁，原題爲《跨越俄烏衝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秩序》，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跨越俄烏衝突陷阱：
重新思考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秩序
當前仍在發展中的俄烏衝突是改變整個世界格局的歷史性事件，正在深刻且全面地動搖“二戰”後建立在雅爾塔共識上的以規則爲基礎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世界各國在震撼之餘，程度各異地捲入其中，卻立場不同，不僅構成“二戰”後，至少冷戰結束以來性質最爲複雜的全球性分歧，而且很可能成爲國際秩序變動的轉折點。“二戰”前民族國家以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爲基礎的“合縱連橫”的格局正隱約重現。
▍俄烏衝突對國際秩序的挑戰的意涵
區別於“二戰”前依靠實力相互競爭的單雙邊爲主的國際秩序，現行國際秩序的基礎是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這一體系的建立汲取了“二戰”的慘痛教訓，既是各國，尤其大國利益博弈的結果，具有實力均衡的背景；也是人類歷史進步的產物，基本反映了全球工業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小國家平等發展的共同意願，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正當性。
這一國際治理體系由三個相互依存的支柱組成，並形成了相關機制。一是世界各國無論大小一律平等，協商處理國際政治事務的機制。它以聯合國爲代表，一國一票，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以自由貿易爲宗旨的開放市場經濟機制。它起初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爲代表。冷戰結束後，爲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GATT轉變爲世界貿易組織（WTO），形成了貿易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的新機制。三是以美元爲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機制，即佈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在使美元擔任國際貨幣的同時，衍生出一系列相關的國際金融制度，不僅體現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國際組織有關國際金融秩序的安排和協調，更體現爲諸如巴塞爾協議等國際金融標準的制定和完善。這一國際貨幣金融機制規範着各國金融機構的行爲，維持着全球金融的有序運轉。經過“二戰”後七十多年的發展，這三個支柱在各自建立整套嚴密規則的同時又相互支撐，形成了涵蓋整個國際社會政治經濟治理的規則體系，構成今日經濟全球化的體制依託。
毋庸諱言，現行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存在很多缺陷，仍需要改革和完善。但總的來看，它基本實現了雅爾塔會議構建和平共識的初衷，自1945年這一體系建立至今，再沒有出現過世界性的戰爭。與此同時，一大批亞非拉國家實現了獨立，並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後，隨着冷戰的結束，和平的世界環境更使發達國家的資本放心地大舉流入發展中國家，加快了後者的工業化進程。結果，發展中國家在人均收入不斷提高、貧困不斷緩解的同時，社會也得到發育和發展。
多邊治理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更突出地體現在西歐。德法矛盾曾是歐洲大陸衝突的根源，兩次世界大戰也因此爆發。“二戰”後，隨着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立，德法矛盾開始化解，歐洲共同體發展成爲歐洲聯盟。特別是以2002年歐元正式流通爲標誌，歐洲一體化上升到新的高度，歐元區19國已實現了產品、資本和勞動力全面的自由流動，既帶動了成員國的經濟增長，也使它們之間的經濟差距顯著縮小，提高了落後地區和國家的居民收入。
然而，俄烏衝突及隨之出現的制裁卻在綁架這一體系，西方正在把規則當作“武器”，以自殘爲代價，非理性地動搖着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例如，在經濟制裁方面，取消俄羅斯的最惠國待遇。最惠國待遇最初屬於雙邊範疇，是指甲乙雙方簽訂協議後，丙方則自動享受同等待遇的安排。這在WTO前常見於GATT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中。隨着WTO的成立，由於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是其成員，最惠國待遇就成爲WTO的普遍優惠制，成爲多邊制度安排中的應有之義。以取消最惠國待遇作爲一種制裁方式，實際上是從多邊關係退化到從前的雙邊狀態。又如，在金融制裁方面，凍結俄羅斯的外匯儲備。美元雖是美國的主權貨幣，但同時是國際貨幣，因此是國際公共產品，應具有中立性。美國利用自身主權貨幣是國際貨幣的特殊地位，凍結甚至沒收其他國家外匯儲備的舉動，既是對美元信譽的損害，更是對規則的違背，將多邊關係中的公共產品退化爲雙邊關係中的一國貨幣秩序。再如，在金融基礎設施方面，SWIFT系統也成爲制裁的手段。SWIFT是上世紀70年代建立的金融機構之間的報文規範和傳送處理系統，旨在通過確定金融機構之間信息傳輸路由及編碼，適應與日俱增的國際支付清算。SWIFT協會本身是非政府和非盈利組織，以中立、專業、高效、安全爲宗旨，無歧視地爲各國金融機構服務，即使在冷戰時期也是如此，如今卻在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各國政府的威逼下剔除了俄羅斯部分銀行的使用資格。這破壞了金融機構之間的國際業務的多邊關係，損害了國際資金清算的系統性安全運行。
令人吃驚的是，類似以規則爲“武器”的制裁，正在蔓延至油氣管網、鐵路交通、電信網絡等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領域。初步統計，西方各國已出臺了五輪對俄製裁措施，累計已達到近4000項。凡此種種，均挑戰着長期以來形成的國際規則及其基礎，瓦解着國際共識，擾亂着國際秩序。這一影響在金融系統表現得尤爲明顯。如今，許多既有規則淪爲制裁工具，在增大金融風險的同時，也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契約精神和標準的嚴肅性。更嚴重的是，這開了惡劣的先例，意味着這些標準外也可能被用來制裁其他國家。這些制裁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擔憂，成爲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急劇動盪的重要原因。
現行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建立及完善，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自地理大發現後，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相應地建立了以主權、平等爲基礎的民族國家國際關係準則，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隨後，經過19世紀初《維也納和約》關於正統主義、均勢原則和補償原則的補充，確立了戰爭後果應指向和平的指導思想，完善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然而，戰爭的後果應指向和平並不必然防止戰爭的重演。這不僅反映在“一戰”的爆發上，而且更深刻地體現在《凡爾賽和約》的後果上。
自《維也納和約》後，歐洲進入大革命時期，既有以蒸汽機爲代表的工業革命，又有以法國大革命爲代表的社會革命。工業革命使生產力成倍提高，生產的擴張遠快於市場的擴張，生產過剩式經濟危機開始頻繁發作，需求不足的市場約束成爲最大的制約。社會革命提高了人們的覺悟，尤其工業革命帶來了工廠制度，歐洲由此出現了規模化的工人階級隊伍，勞資對立更加深刻，社會矛盾趨於激化。
進入20世紀，在以重化工業爲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產能的增長使市場問題更突出，而領重化工業化風氣之先的德國面臨的市場問題更爲尖銳，並使勞資矛盾日益形同水火。德國提出“要爲自己要求在陽光下的地盤”，德國的工業化和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則那樣不可抗拒”。於是，“當世界市場瓜分完畢，重新瓜分就十分重要”。德國以民族戰爭的形式策源了“一戰”。
“一戰”凸顯了市場在工業化時代國際秩序中的意義，經濟問題由此成爲國際政治的頭等大事。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建立平等貿易條件並開放市場的重要性，理解了在金本位制下爲積累國際收支順差的重商主義的危害，並試圖建立相應的國際經濟金融治理規則和體系。在巴黎和會前夕，美國總統威爾遜率先提出了十四點計劃，倡議成立國際聯盟，實現“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然而，由於美國國會未批准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形同虛設，國際政治治理軟弱無力。這不僅使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無從談起，也使《巴黎和約》更注重戰敗國的道德責任及賠償義務。過分苛刻的割地賠款要求，在導致德國經濟崩潰的同時，也造就了納粹崛起的土壤，後來引發了“二戰”。
反思這段歷史，使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二戰”後建立在雅爾塔共識上的以規則爲核心的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可貴。當前，俄烏置《聯合國憲章》於不顧，悍然開戰並逐步升級；西方發達國家則集體挖國際多邊治理體系的牆角，以規則爲制裁“武器”，甚至連數百年中立的瑞士也加入制裁。歐洲一體化的努力正在被俄烏衝突及其制裁所侵蝕，歐盟內部關於制裁俄羅斯的分歧日益顯現，這種局面似曾相識，氣氛堪比兩次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尤其是沉寂七十多年的中東歐國家邊界及主權問題又沉渣泛起，使人們擔心，不僅統一歐洲的夢想變得遙遙無期，歐盟和歐元區也將面臨離析的風險。包括烏克蘭在內的中東歐國家會更加極端化，成爲和平潰瘍地和火藥桶；俄羅斯會進一步“沙俄化”，試圖再次扮演“歐洲憲兵”角色；德國以再增加1000億歐元軍事預算爲標誌，正在再軍事化；法國大選馬克龍雖險勝，但勒龐退出北約的選戰口號仍在迴盪；芬蘭則擬放棄“二戰”以來中立化的立場，申請加入北約。與此同時，英國在退出歐盟後重返歐陸政治舞臺，美國則假手英國再次操縱“大陸均勢政策”。一個曾經雄心勃勃謀求一體化的歐洲，正在退回“二戰”前傳統地緣政治經濟的博弈之中。
俄烏衝突正在拖累世界，而日益形成的歐洲地緣政治經濟博弈則會加重這一拖累。事實上，作爲國際社會弱勢羣體的發展中國家正在被動承受俄烏衝突及其制裁的政治經濟後果，已經在被迫“選邊站”。如果歐洲地緣政治經濟博弈加劇，將加劇世界“陣營化”傾向，時代主題由此可能從“和平與發展”轉向“衝突與發展”。“世界不再是平的”，是俄烏衝突帶給世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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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的世界經濟後果
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全面制裁的世界經濟後果正在顯現。從短期看，它推高了基礎原材料價格，尤其是能源和糧食價格，使目前已初露端倪的世界經濟滯脹局面更加嚴重。歐洲統計局估計，2022年3月份，歐元區通貨膨脹率已高達7.5%，創下歐元區成立以來的最高紀錄。從長期看，它正在動搖以規則爲基礎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經濟全球化可能因此發生逆轉。
（一）經濟滯脹局面惡化
過去兩年，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下，一方面，世界經濟增長停滯；另一方面，因疫情衝擊產生的供給瓶頸，加之各國爲緩解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響而採取了極度寬鬆的財政貨幣政策，導致全球物價持續上漲。上世紀70~80年代經濟停滯、物價上漲並有的滯脹局面，如今再次重現。
雖然俄烏兩國的GDP佔全球比重不高，僅爲1.95%，但兩國有四種基礎產品在世界經濟中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是石油，俄羅斯石油出口佔全球石油出口總量的10%，是俄烏兩國GDP全球佔比的五倍。二是天然氣，俄羅斯天然氣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9.1%，是俄烏兩國GDP全球佔比的十倍。三是玉米，俄烏兩國玉米出口佔全球出口的18.6%（其中烏克蘭佔16.4%），也是兩國GDP全球佔比的近十倍。四是小麥，俄、烏的小麥出口分別佔全球出口的16.9%和11.6%，兩國的小麥出口佔全球出口的比重高達28.5%，是兩國GDP全球佔比的近十五倍。因此，俄烏衝突引發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恐慌。
在油氣領域，一方面，OECD國家原油庫存處於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歷史低位；另一方面，隨着2015年《巴黎協定》達成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識，加之油氣價格的長期低迷，石油行業的資本支出連年下降，未來幾年新增產能十分困難。上述兩方面將使油氣價格在高位持續徘徊。依仗歐盟國家能源轉型過程中對油氣進口的高度依賴，俄羅斯藉口SWIFT的制裁，要求歐盟國家以盧布支付，更增添了大宗商品市場的恐慌氣氛。農產品領域同樣如此，一方面，全球主要糧食出口國的小麥、玉米、大豆庫存相對於全球市場需求，處於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歷史低位；另一方面，俄烏兩國是小麥、玉米的主要出口國，起着市場價格的邊際引領作用。目前正值北半球春耕時節，戰爭正在嚴重影響兩國、尤其烏克蘭的糧食播種面積。爲穩定本國經濟，烏克蘭已宣佈禁止本國小麥、玉米出口，引起世界糧價上揚。
油氣本身還是農產品的核心生產要素，是化肥和衆多農用物資的原材料，是農機和運輸車輛的動力來源。油氣價格上漲會增加全球農產品的生產成本，系統性地擡高全球主要農產品的價格。這種油氣和農產品螺旋式成本推動，不僅使全球滯脹形勢更加棘手，而且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政治經濟危機，甚至人道主義危機。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等許多中東國家是俄烏兩國小麥的進口大國。2011年埃及曾因小麥價格上漲帶動的通貨膨脹引爆了“顏色革命”，由此陷入危機和動盪，令埃及民衆嚐盡切膚的“失序之痛”。如果國際小麥市場再度發生當年那樣的困難，包括中東各國在內的糧食進口國是否會重蹈覆轍？
（二）經濟全球化逆轉
所謂經濟全球化是相對於冷戰而言的。在冷戰期間，全球在經濟金融領域存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個對立的體制，由此形成了兩個平行的市場之間的經濟冷戰。而冷戰的結束表現在經濟金融領域，就是世界各國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兩個對立體制和兩個平行市場因之消亡，經濟冷戰因之結束。全球經濟體制的一致性極大地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全球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可貿易程度得到極大提高。在土地和勞動力難以跨國流動的情況下，生產要素貿易首先表現爲資金的自由流動（即投資的自由化），以及全球金融的一體化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全球化實質就是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以市場經濟爲基礎、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爲標誌的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三方面變化。一是因投資自由化，資本可以遵循最小成本原則尋求與其他廉價生產要素結合。大批資本進入發展中國家，與其廉價勞動力相結合，形成了全球生產力配置。區別於傳統的垂直或水平國際分工，這種新型全球生產力配置根據不同國家各自的自然稟賦，將不同產業環節配置在不同國家，整個產業鏈條橫臥在世界各國之間。這一產業鏈條因其物理及產業性質形成了一致的製造標準，推動各國市場標準的統一，使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更加深化、細化、機制化。
二是產業鏈條上所有環節幾乎都可以外包代工，代工廠又可以將其環節再細分成零部件外包出去，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電子產業上。例如蘋果，無論其電腦還是手機，蘋果公司主體僅負責研發和設計，其他環節均分包給不同廠商或服務商代工。這種幾乎可以使產業環節無限細分化的生產與服務外包，不僅需要精準的生產管理，還需要精確的供應鏈管理，由此推動管理標準化、流程化，而契約精神又是其基礎。
三是全球經濟被結構化地整合成一個整體。在全球生產配置的佈局和產業鏈供應鏈的整合下，世界經濟形成三個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板塊：包括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在內的亞非拉資源出口板塊，以中國、印度爲代表的亞洲新興製造業經濟體板塊，以美歐爲代表的服務經濟板塊。資源出口板塊將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納入全球化，爲全球尤其亞洲製造業提供能源和原材料保障。亞洲板塊將其低廉且素質高的勞動力資源納入全球化，爲全球尤其歐美提供物美價廉的製成品。歐美服務經濟板塊則將其服務業優勢，尤其是研發和金融服務業優勢納入全球化，不僅引領着全球產業的技術進步，而且還爲其提供融資安排。從產業鏈的角度觀察，這三個板塊各自將其稟賦優勢納入經濟全球化，用供應鏈串聯了彼此，使世界經濟成爲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整體。這意味着，各國的政治經濟政策制定，特別是制度規則安排需要相互協調，不能一意孤行。
由上，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世界經濟變化既是格局的變化，更是機制的變化。體制的一致化、規則的系統化及操作的細膩化，使世界各國經濟日益融爲一體，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改善了增長質量。相較於此前，冷戰後全球經濟增速提高了一個百分點左右，這正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與此同時，國際貿易增速快於經濟增速，而代表國際投資的國際金融增速又快於國際貿易。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的發展，尤其投資狀況的改善，使產業鏈持續向發展中國家延伸，並使更多低收入人口進入工業化進程，實現收入增長。世界性的貧困現象大大緩解，即使在人均收入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貧困發生率也在大幅下降，中國則在2020年消滅了絕對貧困。這一切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全面制裁，正在顛覆經濟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擾亂長期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佈局，威脅與之相適應的供應鏈安全。出於安全的需要，產業鏈會重組，供應鏈會縮短，國際政治甚至意識形態會成爲全球生產力配置的第一考慮。久而久之，經濟全球化會逆轉，一體化的世界經濟將碎片化，重返由地緣政治傾向決定的“團團夥夥”的區域經濟安排，甚至倒退到閉門造車的孤立狀態。目前這一調整已初見端倪，未來還會進一步加速，這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增加了新的風險。特別是在滯脹局面日益惡化的當下，供應鏈斷鏈、產業鏈重組將導致全球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進而加劇貧富分化等國際社會既有的政治經濟矛盾，給世界和平蒙上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