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宇：論好萊塢大片中的傳統式英雄

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英雄。英雄可以是傳說中半人半神的大力士，可以是人們敬仰的對象，也可以是爲理想出生入死的勇士，對於英雄的界定不存在統一的標準。

美國學者安德魯·伯恩斯坦給美國式英雄下的定義是：英雄是具有崇高道義感和超常能力的個體，該個體爲追求自己的目標，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對手，都會不屈不撓，堅持戰鬥到底，英雄是正義的捍衛者，是不折不扣的行動者。

無論是50年代的經典片還是90年代的修正主義影片，好萊塢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基本上都具備上述特徵。西部片中的英雄擁有崇高的正義感和超凡的能力，在危難之際擔負起拯救弱者的責任。此外，影片中的英雄無一例外遊離於社會和家庭生活之外，是脫離文明社會的孤立個體。

一、孤立於社會的英雄個體

西部片從50年代到90年代經過了多年的發展與演變，但每部影片所塑造的英雄在本質上仍然是脫離社會、獨立自主的個體。如影片《原野奇俠》沒有任何關於主人公舍恩家庭出身、職業或社會關係的交代，舍恩一出場便是孤身一人從原野緩緩馳來，彷彿來自西部荒野途經文明社會的天外來客，馬匹和槍支是他的全部家當，這也是他保持獨立所需的唯一工具，是他享有絕對自由的象徵。

影片《正午時分》中的主人公威爾·凱恩雖曾作爲小鎮警長負責當地治安，但故事一開始，他便辭去職務，攜新婚妻子準備離開小鎮。該主人公在被勸任警長前，只是遊手好閒、無正當職業的街頭小混混。

與這兩部影片相比，90年代的影片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兩部電影中的英雄不僅擁有了愛情，甚至生兒育女，過上了普通人的日子。然而影片的主調卻並沒有拋棄傳統。《與狼共舞》中的男主角鄧巴是參加過南北戰爭的英雄，因爲腿部受傷自殺未果，要求被派到最偏遠的西部邊疆駐守哨所。

《不可饒恕》中的主人公威爾·芒尼與漂亮的克勞迪婭結婚後，生下兩個孩子，決定棄惡從善，過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不久妻子亡故，切斷了自己與外部文明世界的紐帶，他最終放棄養豬的營生，把兩個年幼的孩子拋在身後，重操舊業，再次通過暴力來證明自我的存在價值。

在這四部影片表現英雄氣概的高潮部分，英雄人物無一例外，獨立面對困難，靠個人單一的力量戰勝對手。舍恩不惜把自己堅持赴約的喬治打昏在地，自己單獨前往參加決鬥，凱恩在對小鎮居民的呼籲得不到任何迴應的情況下，不得不孤身走上街頭，以寡敵衆。

在《與狼共舞》中，鄧巴同樣依靠個人在捕獵中的高高超騎術和槍法贏得蘇族人民的尊敬和愛戴；芒尼雖然執意跟老搭檔內德合作，在影片高潮部分，內德被折磨致死，他命令另一個搭檔斯科菲爾德小子帶錢離開，一個人舉槍進入酒吧，殺死了小比爾和他的手下，以與整個社會對抗的宣言結束了行動。

在這些影片中，英雄不再是家族關係或者社會羣體裡鏈條的一環，而是關鍵時刻完全靠個人力量打敗敵對手的勇士。他們被塑造爲獨立於任何他人、任何組織或團體，不受任何制度、責任和義務束縛的自由個體。

與獨立伴隨而來的則是情感上的孤獨，英雄人物爲保持精神上的獨立完整，無法與他人進行交流，也得不到他人的理解，在情感上他們承受着孤獨的代價。舍恩與喬治的妻子之間相互產生好感，但他始終保持距離，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在影片結尾喬治的小兒子卓伊衝他喊道：“媽媽希望你留下”時，舍恩回答道：“男人要做該做的事，不能打破這個模式。”他的生活模式不是建立家庭，融入社會，而是不斷離開，離開朋友和愛人賦予的責任和義務，離開感情的羈絆的社會關係的束縛，尋找荒野中下一個用武之地。

儘管《正午時分》中的凱恩已經有了愛人和家庭，但心愛的女人無法理解他決意留下維護小鎮安全的行爲，對於他暴力的方式不予接受，在故事剛開始便棄他而去，準備獨自離開小鎮。

這些獨立的個體在幫助弱小社會剷除邪惡勢力後，無一例外地選擇了離開，隱於荒野之中。例如，舍恩不顧卓伊的挽留負傷而去，使得故事在結尾時充滿感傷和無奈。在《正午時分》中，凱恩最終同樣選擇了離開，但他的離開卻是處於對文明社會的憤怒和失望，他爲小鎮居民的怯懦、自私和貪婪而感到不屑，在實現了自我價值，成功維護了正義感後，他便理所當然得同妻子一起離開了這個弱小無能的民主社會。

在《原野奇俠》和《正午時分》兩部電影中，英雄人物都具備強大的正義感和足夠的能力來充當社會的領袖，然而當他爲鎮上居民剷除霸權，贏得衆人的理解和尊敬後，卻並不迷戀權威，建立以自我爲中心的新秩序。比起自尊和自由，任何世俗的利益和誘惑都無法打動片中的英雄，他們彷彿是宇宙之外的力量，只是前來人間完成救世主的使命。

在20世紀90年代的影片中，英雄人物同樣處於主流社會的邊緣，《不可饒恕》中的芒尼爲了替朋友復仇殺死了警長小比爾和旅館老闆，並詛咒：“誰要是衝我開槍，我不但要幹掉他，還要幹掉他的妻子，幹掉他所有的朋友，把他的房子化爲灰燼。”之後一個人揚長而去。完成血腥屠殺後，他得到供養子女的錢，卻違背了向妻子許下的棄惡從善的諾言，罪惡的過去已經在他心中復活，暴力將成爲他迴歸文明社會的永恆的障礙。

在影片《與狼共舞》中，鄧巴融入了印第安蘇族人部落，找到了自我和歸屬感，在影片結束時爲了使蘇族印第安人免受牽連，懷着與白人社會溝通的美好幻想，跟愛人一起隱入茫茫樹林之中。他永遠無法再進入白人文明，也將無法迴歸即將消失的印第安部落。電影爲令人感傷的孤獨蒙上了一層浪漫神奇的色彩，渲染了英雄人物自由瀟灑、不受羈絆、孤身一人行走天下的豪情，表達了對自由的個體主價值觀的推崇。

西部片中的英雄或生於西部草莽之中，或處於文明社會的邊緣地帶，或乾脆與社會格格不入，他只屬於原始的自然狀態，不受任何事物、規矩和人的影響可以隨心所欲，依靠內心的價值觀念來判斷是非，決定自我命運。這正是美國人心目中理想的狀態。由此可見，在精神上，英雄人物是孤獨的完整個體。

二、以武力來捍衛公平和正義

經典西部片中的英雄往往沉默寡言，對自身行爲不予以任何解釋和辯護，而是把行動看得高於一切，在他們的眼中，槍是維護自尊，展現自信，戰勝困難的法寶，是表現力量的最佳手段。

所有西部片都以西部邊疆待建或初建的小鎮爲背景，這裡的移民剛剛落腳，社會秩序尚未健全，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居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常常受到威脅。面對邪惡勢力，民主社會表現的無能爲力，素手無策。在這樣的情況下，要驅除霸權和歹徒，建立平等自由的競爭環境非常困難。

在《原野奇俠》中，早先到達的以賴克一家爲代表的牧霸，不斷騷擾開荒移民，侵佔他們的土地，甚至僱傭槍手進行謀殺。移民們膽小怕事，只求自保，而當地的領袖喬治依靠民主程序根本無法維持正義。又如《正午時分》中，被凱恩繩之以法的殺人犯米勒被怯懦腐敗的政客提前釋放出獄，面對歹徒歸來，曾經遭受蹂躪的鎮上居民出於工具、自私和貪婪而不敢露面。

《與狼共舞》更多的是一部描寫白人文明與印第安人以及自然之間關係的影片，片中的蘇族人順應自然規律，熱愛和平，注重家庭，忠誠友善，然而卻受到野蠻粗俗、咄咄逼人的美國白人的入侵，同時還受到纏人的帕尼族部落的威脅。若非英雄鄧巴的到來，他們的滅亡可能瞬間降臨。

在《不可饒恕》中，芒尼爲了賞金去追殺兩個劃傷妓女臉的牛仔，部分原因是要反抗法律的不公，爲妓女們伸張正義，維護她們作爲人應享有的最起碼的自尊。而且，在法律外衣掩蓋下的治安法官小比爾本性中卻是個濫用權力的殘忍的殺手，內德在沒有觸犯法律的情況下被用酷刑逼供，甚至受盡折磨而死。

這四部影片中，社會秩序遭到暴力的破壞，受到傷害的移民們根本無法藉助任何力量維護自己的權利，道德、宗教和民主都在暴力面前無所作爲。比較之下，只有英雄才具備與邪惡勢力較量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出生於荒野中的英雄本性中同樣具有暴力的一面。他們或爲職業槍手，或爲戰鬥英雄，都是膽大無畏，用槍如神的高人。

在身份上，除舍恩來歷不明之外，其他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都從事於武力相關的職業。凱恩若非爲清除歹徒戴上了警徽，極可能成爲像米勒一樣遊手好閒，無惡不作的歹徒。鄧巴參加南北戰爭，從槍林彈雨中存活下來，且擅長捕獵。《不可饒恕》中芒尼是個臭名昭著，殺人不眨眼的暴徒和搶劫火車的盜賊。就連看上去溫文爾雅、象徵光明和善良的舍恩也是一身戎裝，通過卓伊崇拜的眼神，立刻顯得與衆不同，在最後與霸權勢力僱傭的槍手遭遇時，對方稱他爲“槍手”，這是不同於任何行業的一種嶄新的職業。

要拯救弱小的羣體，驅除殘暴的破壞者，原本不情願捲入任何爭端的英雄不得不運用“以暴制暴”的手段，對非正義的力量進行判罰。無論影片中的英雄是否站在法律的一邊，他所維護的都是高於法律制度的正義，因而暴力的行爲根本不受法律的制約。

這裡的法律僅僅是一套用以控制個體行爲的規則，這些規則隨時可能被強者或者無恥之徒踐踏於腳下，離開武力，社會道德根本無法實現。在英雄眼裡，在缺乏力量保障的情況下，文明的建立只能是愚昧與幼稚的表現，弄不好還會幫了倒忙，助紂爲虐。

50年代的傳統影片對英雄實施的暴力不加質疑，反而對其披上正義的外衣並加以美化。正如《原野奇俠》中的舍恩所說：“槍只是工具，跟使用它的人一樣可好可壞。”其中的潛臺詞是，會開槍的富有正義感的男人是完全意義上的英雄，暴力的正義與否關鍵看使用者。

兩部影片不僅絲毫不懷疑暴力的後果和效應，而且把槍擊作爲一門藝術加以渲染，給暴力穿上了正義的外衣，給英雄套上了神話般的光環。英雄人物不僅在身份上與衆不同，就連着裝、說話時的表情以及拔槍的動作都要准許你一套固定的模式。影片運用了一系列固定的套路利用暴力對決的場面表現英雄人物的瀟灑自如、充滿自信的英雄氣概。

在影片《原野奇俠》和《正午時分》的對決場面中，英雄和對手沒有言語上的往來，雙方都挺直腰板，徑走走上前去，依靠速度和精確度勝過對方，而絕對不會背後偷襲、不會傷及無辜。在這固定的模式中，影片給人以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感官享受，是暴力最終帶來了正義的伸張和光明的未來。

對於暴力的肯定和美化體現出美國觀衆對行動和效率的認可。在影片中，只要結果是好的，正義的，那麼無論使用什麼樣的手段，只要有效就都可以。比如，要達到維護法律的目的，可以採用非法的手段，要達到維護民主社會和安全的目的，可以超越民主程序，採用非民主的方式。暴力成爲實現個人價值，維護個人良知，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的最有效的手段。

然而同時，由於暴力與法律和民主格格不入的本質，在文明社會得以建立之後，曾經施展暴力的過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英雄只能遊離於社會邊緣或者西部荒野的結局。50年代的影片在肯定暴力行爲的同時，比較隱晦地暗含着暴力與文明的矛盾，這一矛盾在90年代的影片中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暴露。

三、崇尚正義，富有使命感

強大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是英雄不受任何外界影響，始終堅持如一的信條，也是他能夠戰勝同樣具備暴力本性的邪惡勢力的精神力量。正義感使得舍恩不顧旁觀者的身份肩負起拯救民主社會的責任，使得凱恩最終不顧妻子的反對毅然回到鎮上，面對兇狠的報復者。正義感同樣是芒尼被打動重操舊業的部分原因，是鄧巴沒有妄自與蘇族人結怨，反而拋棄白人身份融入蘇族部落的原因。

西部片中關於英雄人物所遵循的信條沒有任何具體的描述。跟古典英雄堅持的信條相似，個人英雄主義強調榮譽的概念。但是，這裡的榮譽與貴族社會的榮譽感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封建社會或者古代的史實故事中，榮譽意味着光耀門庭，英雄的榮譽感來自創造業績以不愧對祖先的信念，而且英雄的事蹟像神話一樣被世代流傳，鼓舞后人。而西部片中的英雄是脫離了社會關係和級別，甚至連家庭身世都說不清楚的個體，他們對於名聲和地位唯恐避之不及，更別說光宗耀祖，聲名遠揚了。

然而，作爲美國文化的產物，影片中所宣揚的正義卻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念。西部片中的英雄的正義感多來自對於社會基本價值觀念的認同以及個人的自尊。英雄捲入糾紛時實現自我價值，維護個人尊嚴和榮譽的需要。榮譽和恥辱是西部片的主要道德標準。

與個人榮譽感一樣，恥辱是極其個人的感受，跟社會壓力和公衆輿論無關。片中的主人公都是充滿自豪感的個體，在他們眼中，尊嚴比生命還要寶貴，在恰當的時候，個人應當爲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而戰。相比之下，地位、金錢和名聲對於英雄來說都顯得無足輕重。如果自信心和自尊受到挫傷，那對於英雄來說是莫大的恥辱。當凱恩在衆人勸說下離開小鎮時，他的內心充滿矛盾，因爲逃避責任，被人到處追趕。他是個“男人”，而不是男孩，而男人意味着責任和尊嚴。

這種極其個體化的榮辱觀不屬於任何具體的社會或者家族信仰，它彷彿來自無限的宇宙或超越一切的神靈的昭示，是高於社會制度和法律，屬於全人類的良知和正義，這也正是英雄人物可以超越一切，不顧感情和社會的羈絆，不會被任何困難和危險嚇到的理由，因爲他代表着馳騁天地間的浩然正氣。

由上述分析可見，西部片中的英雄是一個尊崇個人力量和行動，以個人內心的正義感作爲唯一價值尺度，在社會秩序混亂的狀態下，承擔拯救民主社會責任的獨立個體。影片極力渲染英雄人物敢於承擔責任，把命運把握在自己手中，面對邪惡勢力時無所畏懼的氣概，同時英雄人物被塗上了一層神秘色彩，成爲不食人間煙火，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在需要的時候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以高於法律和民主程序的正義進行判罰，掃除壞的勢力。

暴力在電影中被美化成爲英雄力量的象徵，行動時解決問題的必要甚至唯一手段。無論是舍恩還是凱恩，他們都是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美國觀衆在他們身上重溫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那就是獨立自由，注重行動，以個人內心的良知判斷是非，必要時使用暴力手段以暴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