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每部電影當成最後一部！時尚仙人Tilda Swinton：將熱情寄託於好好過生活

上衣、褲、帽飾，Chanel Haute Couture。戒指，Chanel High Jewelry。

【photographs_SØLVE SUNDSBØ AT ART+COMMERCE,text_GRACE O'NEILL,styling_JERRY STAFFORD AT CLM UK,hair_ALI PIRZADEH AT CLM UK,makeup_CHIAO LI AT CLM UK,manicure_CHISATO YAMAMOTO AT CAREN AGENCY,realization_TRACY LEE,translation_YA LIN LEE】

本月BAZAAR雜誌邀請到人稱「時尚仙人」的Tilda Swinton(蒂妲史雲頓)擔綱2023年首位封面人物，出道逾30年的她，職業生涯涵蓋衆多面向，她的動力幾乎完全來自團隊合作的能量。她追求的不是影響力、酬勞或獎項，而是一種志同道合的創意精神，只要遇到對的人，她會持續與對方合作。

Tilda Swinton在大銀幕演出已逾30年，她堅稱自己能達到此番成就完全是因緣際會，她坐下與BAZAAR暢談其失落的寫作夢、自身的精神家園，還有她與創意夥伴的長期關係。

這是一個典型的九月早晨，倫敦的天色如藍色瞳孔般清澈，卻隱隱有風雨欲來之勢，Tilda Swinton淹沒在如煙花般綻放的蕨類植物中，臉上出現平靜安寧又深思熟慮的凝視，她與好萊塢史上的所有面孔比起來是如此與衆不同又極具辨識度；但當鏡頭停止拍攝時，她打破了沉默，轉頭問攝影師Sølve Sundsbø和長期合作的造型師Jerry Stafford：「畫面上是不是太多蕨類植物了？」於是所有人都盯着螢幕看，思考蕨類植物是否佔去過多畫面，同時依她的要求進行調整。

此爲Tilda Swinton快樂的源頭，有些演員會認爲繁瑣的拍攝行程是日常工作中乏味又無法缺少的環節，但Tilda Swinton卻把拍攝工作視爲她的創意遊樂場，她在當中與最喜歡的工作夥伴一起玩耍，拍攝工作結束後，她喝着剛泡好的茶說，「他們對我來說就像朋友，這能看出我有多放鬆，我在表演和拍照時不會想太多，但對我而言，拍照和拍電影沒什麼不同，都是創造框架，也都是一種敘事。」

家人般的合作關係

「合作」是我們談話中最常出現的用詞，Tilda Swinton曾榮獲奧斯卡獎，她傑出的職業生涯涵蓋了衆多面向，從英國的藝術影院到漫威電影宇宙，她的動力幾乎完全來自團隊合作的能量。Tilda Swinton追求的不是影響力、酬勞或獎項，而是一種志同道合的創意精神，只要遇到對的人，她會一次又一次與對方合作，看看她合作過的電影導演就會知道。她與Jim Jarmusch、Luca Guadagnino和Wes Anderson分別合作過四部電影，目前與Wes Anderson 還有一部電影正處於後期製作階段。

Tilda Swinton從職業生涯早期就有這樣的習慣，她的第一個大銀幕角色是1986 年與Sean Bean一起在導演Derek Jarman的電影《浮世繪》（Caravaggio）中演出，這是一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生平傳記片，甫推出便廣受好評，Tilda Swinton表示，「Derek Jarman在這部電影闖蕩創造出的世界、集體構成的真實魔力、實驗性的感性，還有在純藝術和電影環境中輕鬆和諧的定位，自此成爲我永遠安身的領域。」她和Derek Jarman 在第一次合作後即成爲好友，爾後在七年間合作拍攝了八部意義深遠又劃時代的電影，如《維根斯坦》（Wittgenstein）和《藍》（Blue），一直到Derek Jarman於1994 年死於愛滋相關疾病。

「自此之後我就確立下這種在工作上的親密關係，而類似的幸運不只一次，除了和Derek Jarman一起在拍電影這件事上培養起如同家人的關係，還讓我找到許多家人，建立起其他家庭。」Tilda Swinton的合作對象也包含自己的親人，她於2019 年參演日舞影展獲獎電影《我們的相愛時光》（The Souvenir），導演是她的兒時好友，也是經常合作的夥伴Joanna Hogg。該片由真人實事改編，Tilda Swinton飾演她女兒Honor Swinton Byrne的母親，這是Honor Swinton Byrne在大銀幕上的第一個正式角色（她還曾於2009年參演她母親的電影《我愛故我在》（I Am Love），該片由Luca Guadagnino 執導）。Honor Swinton Byrne在《我們的相愛時光》及2022年續集《紀念品：第二部分》（The Souvenir Part II）中的精彩表現，讓當年25歲的她憑藉自己的能力成就非凡的職業生涯。

外套、裙，Chanel Haute Couture。

重拾寫作夢

但Tilda Swinton可能不會花太多時間教女兒如何在好萊塢「功成名就」。Tilda Swinton是最佳演員名單中的常勝軍（2020 年，她在《紐約時報》「21 世紀（迄今）最偉大的25位演員」中名列第13 名）， 但她從未認同自己演員的身分，事實上她「仍把每一部電影當成最後一部電影」。Tilda Swinton早期在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舞臺上表演，隨後才轉戰大銀幕，這一切只因她無法追求其最初的興趣：寫詩。

她透露，「我大學時的志願是當作家，卻沒有持續寫作，因爲對我來說『詩』一直是種非常私密的創作形式，我當時被害羞的個性擊敗了，但仍希望自己早晚能回到寫作的正軌，專注於寫作。」Tilda Swinton在劍橋大學修讀社會和政治科學期間透過加入學生導演、表演者和劇作家組成的創作者工作坊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若有所思地說，「我認爲這是一種讓自己持續寫作的方法，我把這當成一種隱密的寫作方式。」

嚮往平靜生活

表演不算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她總覺得演戲會讓她無法專心完成真正的使命，這也許是其不盲目追求成功的原因，儘管Tilda Swinton已成爲好萊塢的重量級演員，但她在威尼斯和坎城拍片或走紅毯之餘的時間，都在蘇格蘭高地與她的長期伴侶（藝術家Sandro Kopp），和她養的五隻西班牙獵犬過着平靜的生活，她與蘇格蘭藝術家John Byrne所育的雙胞胎兒女Honor和Xavier則就讀附近不遠的大學。

蘇格蘭無論在物質或精神上都是她的故鄉；Swinton家族是一個古老的盎格魯－蘇格蘭氏族，其歷史可追溯到中世紀，而蘇格蘭平靜的生活就像Tilda Swinton譜寫的一首田園詩。去年她告訴《衛報》，她童年時的願望是——有一棟海濱小屋、一片菜園、養小孩、養狗，還有很多朋友。所謂「事業」，那種汲汲營營、八面玲瓏的概念，對她而言就如同一種詛咒，「我從來沒想過要經營自己的事業，從過去到未來，我的熱情一直寄託於好好過生活。」她開玩笑引用了Federico Fellini電影《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中的對白：「我太嚴肅了，無法當一個業餘愛好者；我懂的只有皮毛，也無法成爲專業人士。」她想借此形容自己只是因緣際會當了演員，本來或許是一家羊毛店或者農場的主人。

手套、洋裝、靴、帽飾，Chanel Haute Couture。

時尚啓蒙

Tilda Swinton畢生都在追求有意義的合作關係，此種動力也延伸到時尚界。她與Chanel的合作可追溯至1992年，當年Karl Lagerfeld親自掌鏡，爲Tilda Swinton拍攝照片宣傳電影《美麗佳人歐蘭朵》（Orlando），這部電影改編自Virginia Woolf的知名小說，並由Sally Potter執導。20年後的2013年，Tilda Swinton爲Chanel拍攝巴黎－愛丁堡香水廣告，也作爲對Karl Lagerfeld的報答，她笑着說，「從那以後，我一直以代表Chanel爲榮。」她特別熱心於時尚品牌支持創意藝術的承諾，包含Chanel Next Prize，該獎項爲新銳藝術家提供資金、指導和交流機會，「我非常敬佩Chanel，因爲他們十分認真對待自己身爲藝術贊助人的角色。」她指出Gabrielle Coco Chanel本人也融入她所在年代的實驗藝術場景中。

Tilda Swinton是半推半就地走上電影之路，但她走上時尚大道的過程則是心甘情願。其紅毯造型和電影生涯一樣不拘一格，既有Haider Ackermann結構化的雌雄同體風格，也有已故設計師Alber Elbaz打造的柔和女性氣質，Alber Elbaz爲她設計了2008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那套不對稱的黑色絲質禮服，當年她憑藉電影《全面反擊》（Michael Clayton）榮獲最佳女配角獎。Tilda Swinton最近繼承了已故父親的服裝，她稱父親是最早影響她時尚風格的人，「父親是一名軍人，他一生都穿着前衛的軍服。我記得父母晚上外出時，母親會穿上一件非常漂亮的絲質洋裝，但我父親會穿上一套軍服，上面有着金色錦緞，猩紅色的條紋延伸至腿部，腳上的鞋子擦得光可鑑人。早年我只對軍服有共鳴，對其他服裝仍不感興趣，尤其是女裝。」

以服裝敘事

Tilda Swinton對服裝的興趣是隨時間推移慢慢產生，從這次拍攝討論服裝的過程即可看出她興致盎然。這些迷人的服裝出自Chanel 2022秋冬高訂系列，以寬鬆斜紋軟呢混紡外套爲例，外套的單側開衩，露出一塊薄紗，Chanel總部Le 19M的工匠以手工精心裝飾了羽毛和亮片，Tilda Swinton笑着說，「有了那件外套，我今天可以高高興興地離開這裡了，這些服裝的某處總會隱藏結構上的巧思；斜紋軟呢服裝的剪裁尤其重要。」她非常喜愛Chanel服裝的剪裁結構，特別是因爲這些服裝源自Chanel早期時裝與制服概念所激盪而出的緣故。

Tilda Swinton、Sølve Sundsbø和Jerry Stafford在拍攝前花費很多時間思考服裝的敘事性，針對繫有蝴蝶結腰帶的黑裙套裝，她表示，「我們突然發現這套服裝的氛圍非常哀傷，彷彿是致哀時穿着的衣服，我們能夠將此意象融入其中。」另一套是剪裁優美的多色斜紋軟呢夾克搭配成套長裙，他們因此聊起俄羅斯藝術家Léon Bakst的畫作；Léon Bakst曾於1900年代初期爲俄羅斯芭蕾舞團製作服裝。Tilda Swinton在Myddelton House鬱鬱蔥蔥的綠色花園裡刻意做出瞪羚般的騰躍動作，「我們意識到這套服裝需要動態，一切都是爲了創造畫面。」

採訪結束時，Tilda Swinton特別向拍攝現場的每位工作人員致謝並道別，隨後消失於車陣中，她必須從倫敦擁塞的交通中突圍而出，才能趕上當晚返回蘇格蘭家的火車。她很快會開始新的拍攝計劃，像是與Joshua Oppenheimer合作的音樂劇，以及與Julio Torres、Isabella Rosselini和Greta Lee尚未公開的合作計劃。我目送Tilda Swinton的座車離開，只能從那頭顯眼的酸黃色頭髮中辨別出她的背影，並祈禱她口中的最後一部電影永遠不會實現。

【完整內容請見Harper’s BAZAAR雜誌 2023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