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立信總裁：我們和他們並沒有多大的區別（長文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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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因爲瑞典禁止了華爲參與5G網絡的建設，愛立信也喪失了大量的中國市場份額，並且被迫關閉了南京的研發中心（）。最近，愛立信總裁鮑毅康（Börje Ekholm）接受了瑞典每日工業報（DI）的採訪。擁有美瑞雙重國籍並定居美國的鮑毅康（）就於近期中、美、歐之間的關係、教育、新冠後的工作方式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記者問：中國問題正在成爲最大的國際問題。你如何看待美國國內關於中國的討論？

鮑毅康答：這是中國和美國在戰略層面的地緣政治衝突。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擁有最多人口和強大的教育系統的國家之間，出現緊張局勢是幾乎不可避免的。但中美之間的關係又是緊密的。美國科技公司向中國出售產品。我們在世界上購買的所有設備基本都是中國製造的。我們非常的依賴彼此。雖然存在競爭，但全球很多市場上的價值鏈的交織是很奇妙的。

記者問：大家會像當年孤立蘇聯一樣的孤立中國嗎？

鮑毅康答：區別是非常大的。當年和蘇聯是並沒有任何的貿易往來的，所以這不是一個合理的類比。我們跟中國的交流非常的多。我們之間的聯繫和相互依賴讓一切都不同。美國現在和中國之間的互動跟當年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互動是完全不同的。

記者問：美國會感到自己不如中國嗎？

鮑毅康答：不，我不這麼認爲。中美兩個國家都在科技方面投入非常多。我更擔心的是歐洲的位置。這是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的問題。比如歐洲沒有大型的雲存儲公司，這對未來新的就業機會的創造來說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在一個數字化的環境裡，很多工作崗位都會消失，但同時新的行業又會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如果你沒有新的行業的話，那麼你就只會失去工作崗位，而並不會得到新的工作崗位。我們歐洲並沒有真正的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我們的平臺公司太少，我們沒有真正的大型的科技公司。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問題是我們爲什麼沒有這些？我們爲什麼落後了？這自然是有很多原因的，但數字基礎設施顯然是很大的一個原因。我們當年建造4G的時候歐洲就慢了一步，現在在5G上面歐洲又比中國和美國晚了2-3年。而且我們的速度並沒有加快，因此掉隊的風險非常的大。我們經常討論鐵路這些基礎設施，但卻從不討論數字基礎設施。

記者問：美國似乎希望和東方和西方的民主國家一起建立一個“高科技北約”來限制中國。如果美國提出這樣的倡議，瑞典會加入嗎？

鮑毅康答：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作爲一個公司我們很難發表看法。我們公司和美國、中國、印度和日本都有合作。我們在世界市場上運營，只能去接受各個國家因爲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所做出的決定。

記者問：你之前警告過互聯網可能會分裂。你能不能多解釋一下？

鮑毅康答：說的極端一點的話，現在我們討論的是一個東方數字生態系統和一個西方的。這個風險就是大家都創建自己的系統，然後數字世界再次開始分裂。20年前，移動電話的標準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美國一個標準、歐洲一個，中國一個，還有其他好幾個。那時候移動電話是富人才買的起的奢侈品。在十年前，我們隨着4G網絡的普及第一次有了一個全球的標準。現在我們80億個用戶都在使用相同的標準，這導致通訊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如今，即使是在世界上比較貧窮的國家，手機也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一種基本的交流方式。

如果全球性的標準消失的話，那麼通訊的成本將會再次增加。通訊服務不僅更昂貴，也會更差。貧窮的國家將沒有足夠錢來購買。分裂的風險是非常大的。開始分割系統將會帶來非常大的後果。

記者問：比如什麼樣的後果？

鮑毅康答：如果你是一個創業者，你開發了一款應用，現在直接就可以把它提供給80億的用戶。但如果我們有多個不同的標準的話，開發的成本就會大大的增加。我覺得我們低估了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更多的討論。

我們現在不允許對方進入自己的系統，這就會增加風險。比如瑞典不允許中國的系統進入，這會成爲一個分水嶺。愛立信和華爲在標準方面有合作。但未來中國或者美國有可能決定，比如6G網絡要建立自己的標準，那麼一切就分裂了。

記者問：如果我們得到兩個系統的話，那麼誰會贏？

鮑毅康答：在移動通訊方面，用戶數量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方的生態系統會是非常強大的。我們將需要更大的投入，有更強的創新性才能不掉隊。即使這樣我們也不一定能贏。

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分裂的世界。很多國家將沒有電信服務。當我們旅行的時候我們會需要多部手機。一些國家可能不會允許兩個系統同時存在，那麼我們就不能相互交流了。

記者問：一個分裂的系統有什麼好處嗎？

鮑毅康答：我擔心這將是我們現在所做的決定的直接後果。我的感覺是並沒有人想要有意識的分裂網絡，但是這件事情還是會發生。

記者問：如果我們來看中國和美國的科技公司的話，哪方更有優勢？

鮑毅康答：兩方在科技方面的投入都非常大。很難說一邊比另一邊明顯的領先。美國在半導體方面領先於中國，但中國會追趕上的。兩邊都投入了巨大的資金。問題還是歐洲的位置在哪裡？歐洲的半導體公司在哪裡？歐洲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哪裡？或者有哪些超級消費應用？爲什麼我們會把新的工作崗位都讓給美國和中國？

記者問：我們有時候會講是硅谷獨特的工程師文化奠定了美國的科技奇蹟。你可以再多講講這個嗎？

鮑毅康答：毫無疑問，根基在軍工業。互聯網就是軍工業的發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那些現在講自己不願意跟軍工業合作的公司，他們的技術就來自軍工業的發明。他們缺乏基本的歷史知識。不過美國最獨特的地方在於他有能力吸引到全世界的人才。直到最近一段時間，搬到美國都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在美國可以獲得一個更大的市場，有政治、教育和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以及良好的融資渠道。

但我不認爲我們應該得出科技奇蹟只可能發生在美國的結論。科技奇蹟也可以發生在瑞典。瑞典在這方面不需要自卑。我們瑞典有很強的創業精神，而且有教育、政治和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瑞典也擁有美國那樣的文化。創立於瑞典的Spotify、Klarna和很多其他的公司都是證據。

記者問：中國也建立了類似的文化嗎？

鮑毅康答：是的，你可以看看深圳和上海，那裡也有類似的土壤，有在教育方面巨大的投入，以及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合作。而且中國有巨大的內部招聘基礎。

記者問：中國的企業有政府撐腰意味着什麼？

鮑毅康答：我們和他們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我們看看西方國家，比如半導體工業。它從根本上就是靠軍工業支持的。政府與企業在基礎研發上面有密切的聯繫，這也是這個產業會成功的重要原因。我們愛立信之前也是和軍工業合作的，在軍工業的幫助下才做出的移動通訊設備。

記者問：歐盟越來越注重可持續發展問題，包括對董事會的男女比例提出硬性的要求，還有很多其他的多元文化因素。你如何看待這些？

鮑毅康答：這裡面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我相信多元文化。男性和女性，不同國籍背景的人，都必須平權。我們企業做好了平權是會得到好處的。這樣的討論很好，會給企業壓力讓他們做出改變。但是我不相信硬性規定，因爲這會打擊企業自己做出改變的動力。我覺得如果讓企業自己做出改變會好很多。

我們在尋找董事會成員的時候必須更專業。硬性規定不可能考慮到所有需要考慮的背景和經驗因素。我們企業必須做的更好。我們確實做的太差了，非常差。如果我們不能做出改變的話，我也理解立法的必要性。

記者問：你認爲瑞典國內政治最重要的問題應該是什麼？

鮑毅康答：有很多方面，但我認爲教育系統是最重要的。這決定了我們未來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在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方面投入更多，並且培養出更多的好老師，這是最基本的。高等教育也必須有更高的抱負，並且成爲世界領先的。這是未來創造價值的地方。我們應該擁有3到5所排名世界前50的大學，也許有一所在世界前十。我們必須認真討論如何才能做到這些。

除了集中力量之外，我們還必須給大學更多的自由，並且讓它們吸引全世界的人才。這需要更多的投入和資源。

記者問：應該建立私立大學嗎？

鮑毅康答：我不相信以盈利爲目的的大學，但比如查爾姆斯這樣的以私人基金會的形式運營的大學就是很好的。私人基金會的形式相對於國家機構的形式給了大學更多的行政自由以及學術自由。大學可以自己決定重點發展哪些學科和方向，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有時候會有人討論私人基金會形式的大學，也有一些有創造性的提議。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的世界必須更環保。我們的地球的問題很嚴重。數字化和科技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工具。我認爲我們應該在建立能把所有人連接起來的數字環境方面保持領先。現在大家重點關注的都是槍擊案和其他的重要問題，但我們也必須要去思考這些未來的重大問題。

記者問：你對瑞典的稅收有什麼看法嗎？

鮑毅康答：我們看到的是，如果生活在瑞典的系統裡的話，稅收問題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如果你是一個美國人，需要爲孩子的大學教育存錢，需要購買美國的醫療保險和退休金的話，那麼你就很難在瑞典工作，因爲你的工資很大一部分會損失在稅收。專家稅應該延長到十年（注：外國專家來瑞典工作，如果月工資在95201克朗以上的話，那麼工作的前五年可以跟瑞典稅務局申請比正常稅率更低的個人所得稅，這個被稱爲“專家稅”）。

但瑞典的資產收入稅很低，這是比較有利的。我繳納過的最低的房產稅就是在瑞典。房產稅的問題在瑞典是一個政治上的炸藥，但是其實收取房產稅是挺合理的事情。我在美國要繳納房產價值2%的房產稅，這個錢會被市政府用來支付消防隊、警察和學校的費用。這挺好的，而且有明顯的本地連接。

如果要對比美國和瑞典的稅收的話，最大的區別是僱主稅。個人所得稅在美國也可以達到50%，但是美國沒有僱主稅。稅收會影響到個人的驅動力，但是這在瑞典並不是太大的問題。

記者問：愛立信在新冠疫情之後會改變工作方式嗎？

鮑毅康答：作爲企業，我們會減少出差，更多的通過網絡來交流，我們不會回到辦公室，而是會更多的在家工作。我們還是會有辦公室的，但會和之前看起來不一樣。辦公室會更多的成爲一個開會的地方，而個人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

節省的通勤時間對於我們的員工來說會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收益。世界上很多地方大家每天上班的通勤時間都在2小時。很多人在家裡的時候能更集中精神不被打擾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是羣居動物，需要見其他的人，在自動咖啡機前閒聊。我們對兩者都有需求。

我們會更像一個校園，大家很多工作都在家做，然後有一些共同的活動。如果我們逼迫所有人都回到辦公室工作的話，可能會損失很多的人才。

記者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在疫情期間最想念的是什麼？

鮑毅康答：兩件事情對我很重要 - 見客戶和見同事。我會從中得到能量。要想知道公司的狀況的話，沒什麼比跟員工聊天更靠譜的方式了。

參考新聞：

https://www.di.se/nyheter/borje-ekholm-vi-i-europa-ar-inte-riktigt-med-i-den-digitala-ekono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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