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新鮮出爐：制度如何影響經濟繁榮？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吳斌 上海報道

當地時間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將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杰姆奧盧（Daron Acemoglu）、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魯濱遜（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諾貝爾獎委員會評價稱，“縮小國與國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這些獲獎者證明了社會制度對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性。”

1896年12月10日，瑞典化學家、企業家諾貝爾在意大利聖雷莫去世，其在遺囑中寫道，大部分財產將用於獎勵那些在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學、文學及和平領域爲人類做出最大貢獻的人。1901年，首屆諾貝爾物理學、化學、生理學和醫學、文學及和平獎項頒發。

與其他諾貝爾獎不同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唯一一個並非根據創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遺願設立的獎項，該獎正式名稱爲“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設立，旨在表彰在經濟學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人。

三位獲獎者的研究重點在於社會制度與國家繁榮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研究表明，法治和包容性體系是實現經濟發展的關鍵，而剝削性制度則會導致低增長和社會停滯。

阿杰姆奧盧1967年出生於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是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人選，現爲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經濟理論。他還是多本暢銷書作者，包括《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和自由的命運》《國家爲何失敗：權力、繁榮和貧窮的根源》等。

約翰遜1963年出生於英國謝菲爾德，現爲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專攻宏觀經濟學、新興市場與國際經濟學，研究重點包括經濟危機、制度與全球經濟改革。

魯濱遜1960年出生，現爲芝加哥大學教授，曾在伯克利加州大學、南加州大學和墨爾本大學任教，他和阿杰姆奧盧、約翰遜合著有《繁榮的制度根源》。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三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實至名歸，阿杰姆奧盧對經濟學的貢獻整體要比其他兩位更大。我們對於經濟繁榮的理解的確需要深入考慮政治體制與政治權利分配的角色，他們的工作推動了經濟學界在這一重要方向的努力。

與此同時，王勇也指出，這三位學者提出的相關理論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地區的解釋力並不很強。在解釋中國式現代化以及東亞整個地區的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方面，還有更多理論創新的空間。

人工智能時代越來越近，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對這一熱點話題給出了自己的洞察，全球需要新的制度來確保人工智能帶來經濟繁榮。

上善資本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夏春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ChatGPT崛起之後，人工智能領域一片歡呼聲，馬斯克、蓋茨雖然發出一些警告，但實際上也屬於“謹慎樂觀派”，學術界出現了反對聲音，包括今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辛頓。如今，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阿杰姆奧盧，這非常有意思。

阿杰姆奧盧和約翰遜警告稱，推動自動化發展面臨着重重危險，若要實現共同繁榮，必須確保人工智能是與人類形成互補，而非取而代之。改變技術變革的方向雖不容易，但可以實現，世界各地政府應該採取以下五項原則，幫助人工智能走上一條與人類互補而不是取代人類的道路。

一是改革商業模式。占主導地位的人工智能開發者可以輕而易舉地無償徵用消費者數據，這些開發者對數字廣告的依賴也會使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來吸引消費者注意。政府需要爲所有消費者的數據確立明確的所有權，並應對數字廣告徵稅。要讓人工智能惠及全民，就必須實現更多樣化的商業模式，甚至促成更多的競爭。

二是更新稅收制度。根據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稅法，人力型企業承擔的稅負要比專注於用算法實現工作自動化的企業稅負更重。爲了更好地激勵企業採用與人類互補的技術，政策制定者應潛心制定一個更對稱的稅收結構，平衡僱傭、培訓勞動力和投資設備與軟件的邊際稅率。

三是提高勞動者話語權。由於勞動者將受到人工智能的深刻影響，其應該在人工智能的發展中擁有話語權。政府政策應限制將未經測試或測試不足的人工智能應用於可能使勞動者處於危險之中的場景，例如高風險的人事決策任務或工作場所監測和監督。

四是資助更多有關人工智能與人類互補性的研究。研發與人類互補的人工智能技術需要更多支持，政府應促進競爭和技術投資，將人工智能工具與人類專業知識相結合，以改善重要社會部門的工作。一旦取得了充分進展，政府就可以鼓勵進一步投資，並提出建議，商討與人類互補的技術是否適用於公費的教育和衛生保健項目。

五是提高政府人員的人工智能專業知識。人工智能將觸及政府投資、監管和監督的各個領域。在政府內部建立人工智能諮詢部門，可使政府機構和監管人員做出更爲及時有效的決策。

雖然人工智能可能會在未來五年使全球GDP實現增長，但阿杰姆奧盧和約翰遜認爲，增長幅度不會像人工智能狂熱分子所說的那麼大。需要警惕的是，從目前的軌跡來看，人工智能產生的第一重影響可能是加劇工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中等收入國家和許多低收入國家對當前的道路也憂心忡忡。新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將很快在各地得到應用。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沒人能確保人工智能創造的就業機會能超過其所摧毀的就業機會。

“如果我們能將人工智能引上一條與人類相輔相成的道路，同時利用它來解決緊迫的社會問題，那麼世界各地都將從中受益。但如果一味追求自動化，共同繁榮將更難實現。”阿杰姆奧盧和約翰遜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