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主席選舉，毛主席竟沒有全票當選，差一票，誰沒投？
1949年，在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上，投票選舉國家主席、副主席等職務。
參加的代表有576人，毛主席帶領着中國人民走向了革命的勝利，主席的位置也是衆望所歸。
然而在投票環節結束後的唱票環節，卻發現毛主席的票數只有575票，竟然不是滿票通過。
在場的人都面面相覷，少的那一票是誰的呢？
他又爲何放棄票選呢？
01
會後經過唱票小組的查證，才知道沒有投票的人是張東蓀，他在同一年當選了全國委員會的委員。
張東蓀1886年出生於浙江省杭州市，一個書香門第，從小就在私塾裡讀書，在家庭氛圍的薰陶下，張東蓀飽讀詩書。
那時候正是革命思潮風起雲涌的時候。
國內在外來侵略者的入侵和壓迫下，也認識到了變革的重要性，國內派遣一大批留學生赴國外留學，尋求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
張東蓀有幸成爲了赴日本留學的一員，在東京帝國大學就讀。
東京帝國大學
在日本留學期間，張東蓀開闊了眼界，學習了很多先進的知識和思想，傳統的儒學思想和先進革命思想的融合，讓張東蓀更清晰地認清了國內的形勢。
從日本留學回來以後，張東蓀趕上了辛亥革命。
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人士，清醒地認識到要想革新進步，就要推翻封建帝制，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的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南京臨時政府。
張東蓀在1912年加入了南京臨時政府，並且成爲了大總統府的秘書，在這期間他還結識了梁啓超等先進的革命人士。
兩人同樣是在日本留學後，回到了國內鬧革命，這爲兩人結下友誼奠定了基礎，但是梁啓超卻是袁世凱的擁護者。
辛亥革命
02
在當時的國內形勢下，梁啓超自認爲袁世凱和自己是當時中國政壇上的重要人物，是改寫歷史的關鍵，大力鼓吹袁世凱的統治。
辛亥革命過後，國內涌現出了一大批先進進步的學者，他們的從政理念都不一樣，宋教仁就主張建立民主共和政權，實行議會制度，這個和袁世凱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宋教仁成立了國民黨，來宣傳自己的革命理念，吸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的加入，不甘落後的梁啓超組建了民主黨和宋教仁的國民黨抗衡。
爲了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梁啓超以民主黨爲基礎，吞併了共和黨等其他黨派，組成先進黨，張東蓀響應梁啓超的號召加入了先進黨。
當時先進黨和國民黨是國內有名的兩大黨派，在革命風起雲涌的時代，黨派之間關於國家未來的走向起了很大的爭論和衝突。
梁啓超
梁啓超的先進黨前期是擁護袁世凱無疑的，先進黨在這個階段大肆宣傳、擁護袁世凱的統治，梁啓超也因此得到了袁世凱的重用。
後來，梁啓超借勢成立了內閣，可是袁世凱是主張復辟封建帝制的，這和梁啓超的思想相違背，不過樑啓超那時候雖然痛恨袁世凱的專制行爲，但是從本質上還是對袁世凱抱有幻想的。
直到袁世凱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條”，梁啓超的內閣倒臺，他才真正看清袁世凱的真面目，才徹底對袁世凱死心。
袁世凱加快了復辟封建帝制的步伐，梁啓超也站在了袁世凱的對立面，開始帶領先進黨加入討伐袁世凱的大軍。
梁啓超
03
1916年，袁世凱倒臺，梁啓超宣佈退出政壇，代表着梁啓超進步黨一方的《時事新報》也成爲了研究系的主力軍。
張東蓀也是在這一時期，成爲了《時事新報》的一員。
《時事新報》的前身是《時事報》，在1907年在上海創辦，後來時事報和輿論日報合併，纔有了時事新報。
最初，時事新報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報紙，清王朝被推翻以後，時事新報又成爲了先進黨的宣傳工具。
1916年4月，時事新報的主筆張君勵北上的時候，把主筆的位置交到了張東蓀的手中。
張東蓀接手時事新報之後，對報紙進行了改版，報紙的內容也多是評論時政和國內經濟等相關的話題，同時它也是張東蓀的輿論陣地。
梁啓超和張東蓀的關係較好，時事新報也是梁啓超和先進黨的主要陣地，在張東蓀的發揚光大下，時事新報當時在上海成爲了，消息最全面、最靈通、材料最豐富的報紙，基本上是人手一張，非常受歡迎。
隨着時事新報的影響力逐漸增大，還增加了副刊《學燈》，聽名字就和學習有關，創建學燈的目的，也是在給新青年灌輸文化思想，以教育爲主旋律展開的討論。
學燈的影響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青年學生當中的影響力，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四大副刊”之一。
《時事新報》副刊，《學燈》
張東蓀創辦學燈的初心是教育，出發點是非常好的，他致力於宣傳新思潮，鼓勵青年學生更加認清社會的本質和現實，這個副刊也是張東蓀非常重視的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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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張東蓀宣揚的主體思想卻和馬克思主義相背離，在五四運動期間，張東蓀是非常反對馬克思主義在國內傳播的，而且以報紙爲陣地發表社論，大肆抨擊社會主義，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張東蓀當時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忠實擁護者，基爾特社會主義來自於英國，他主張國家和社會經濟分開治理，國家和公會，也就是社會團體有平等的權利，說白了就是國家代表消費者的利益，公會代表生產者的利益。
雖然基爾特社會主義源自於英國，但是影響力卻遠遠低於英國費邊主義的影響力，只有極少一部分人擁護。
在那個年代，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場都是能夠理解的事情，各種思想百花齊放也是正常現象，只不過真正適合中國的思想和發展路線只有一條。
張東蓀在最初的時候，和我黨主張的馬克思主義是站在對立面的。
張東蓀
其中最明顯的是張東蓀在1927年，極力鼓吹新康德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不再過多贅述，既然是和馬克思唯物主義相悖的，那新康德主義就是唯心主義的流派之一，事實上也是哲學理論的爭論。
一位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在後期能成爲朋友也是匪夷所思的，從張東蓀的經歷就可以看出了國家的大度和包容。
張東蓀和我黨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這和他的思想觀念和主張有很大的關係，在1932年，張東蓀還參加了國民黨的文化“圍剿”。
一年後成爲了社會黨的主要領導者之一。
在抗日戰爭期間，像張東蓀這樣的愛國學者經常遭到日本鬼子的打擊，張東蓀就曾經被日本鬼子抓起來過，後來被釋放以後，就在國民政府工作，擔任參政會的參政員。
雖說張東蓀在思想上和我黨的主張有些偏差，但也是一個愛國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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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時候，我黨發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國內共同抵禦外來侵略者的戰略思想。
張東蓀在瞭解過之後，率先做出了迴應，隨即在國內發表社論，支持國內形成抗日統一戰線，共同抵禦外來侵略者。
在和周恩來等人的會見過程中，張東蓀也表明了自己的決心，他當時還是燕京大學的教授，爲了抗日戰爭付出了不少努力和工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張東蓀曾經想過到大前方參與作戰，爲抗日戰爭出力，可是那時候張東蓀年事已高，已經摺騰不動了，他也放不下家人，他是一個文人，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發揮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不過張東蓀還力所能及的爲抗日戰爭做出了不少的貢獻，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險把學生們，都送到了安全的解放區，這些都是國家的棟樑之材，同時他還利用身邊的人脈資源，購買大量的醫藥用品，支援抗日戰爭前線。
抗日戰爭結束以後，張東蓀不主張解放戰爭，他的立場是站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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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的官僚主義和專政獨裁他是反對的，但是也不贊同用打仗的方式推翻國民政府的專政獨裁，張東蓀主張和平共處。
他的想法和主張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還是太天真了，過於相信蔣介石會真的做到和平共處。
重慶談判就是很好的例子，蔣介石根本無心談判，更無心和平共處，他只想獨裁專政，甚至是獨吞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重慶談判失敗，開始解放戰爭就足以證明張東蓀太過於理想化了。
重慶談判
不過解放戰爭開始以後，張東蓀也不再對蔣介石抱有任何幻想，及時懸崖勒馬，在平津戰役開始以後，張東蓀主張和平解放北平，多次跟駐守在北平的國民黨軍官傅作義進行談判。
北平能夠和平解放，張東蓀從中周旋功不可沒。
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以後，在1949年全國第一次政協代表大會上，張東蓀以大會主席團成員出席會議，還當選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員。
07
可是在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投票環節，張東蓀卻選擇了棄票，並沒有投票給毛主席，全場參會的有576人，也只有他沒有投票。
唱票人員得知此事後非常震驚，不知道不要不要把這件事情上報給毛主席，並且事先請示周總理的意見，周總理和毛主席是多年的戰友，對毛主席還是非常瞭解的，他讓工作人員如實相告。
結果也是讓所有人都出乎意外，毛主席聽到後並沒有責怪，只是一笑置之，他告訴身邊人，是否投票給他都是個人的選擇，也是他們的權利。
毛主席尊重張東蓀的選擇，並沒有放在心上。
可是張東蓀卻是有事情憋在心裡。
那時候張東蓀是反對親蘇反美的外交政策的，他甚至還和在美國的老友聯繫，託朋友幫忙向美國轉達，中國的和平意圖，不想美國把戰火再燒到中國來，試圖充當調解者的角色，從中周旋。
只能說張東蓀又犯了以往的錯誤，他的想法沒有錯，錯在太天真了，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不代表他在政治軍事方面有遠見，沒有真的看清當時的國際形勢。
抗美援朝爆發以後，再次證明張東蓀的主張是錯誤的，他的錯誤做法壞了大事，也給他帶來了災難。
民盟內部以此事批判張東蓀，並且採取了極端手段把他驅逐出了民盟，甚至還要用叛徒的罪名把他逮捕起來。
在關鍵時刻，毛主席出來救急，幫張東蓀解了圍，用人民內部的矛盾處理，不僅如此，還要把張東蓀好好養起來。
張東蓀才得以免去了一場牢獄之災，從那時候起張東蓀名義上是北大教授，開始在家澆花養草，過着頤養天年的養老生活。
張東蓀是值得人尊敬的文人，他爲國家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毛主席的做法既大度寬容，也體現了對張東蓀學者身份的尊重。